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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苗学研究的时代烙印,中国人类学未来发展

2019-09-24 00:34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广泛团结联系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给我国民族工作和侨界带来巨大鼓舞,也对新时代如何做好世界苗学研究提出新要求。

苗学应立足苗区**走出苗区**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这是印刻在人类学研究脉络与传统最深处的烙印。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概因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悄然发生变化,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以相关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期刊专栏增设为标志的海外民族志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呈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

苗学研究分布广泛

——在中国民俗学会蚩尤文化研究基地成果展示会暨湖南省苗学会2012年会上的致辞**

中国人类学;文化;海外民族志;全球化;人类学研究;学科;海外研究;学术;流动;研究成果

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散布于亚洲、美洲、欧洲、澳洲等,但不管身处何方,他们对中国和中华传统文化都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附感。当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东南亚各国的苗族分布区刚好处于我国从南部和西南部走向世界的过渡带;分布在欧美和澳洲的苗族,经过多年侨居已基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仍是他们的根。

中国民俗学会顾问**陶立璠**

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150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超过百年。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了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这是印刻在人类学研究脉络与传统最深处的烙印。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概因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

从世界苗学研究学术史看,可将之分为古代苗学、近代苗学(1840—1949年)和现当代苗学三个时期。鸦片战争以前,苗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和东南亚,苗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该时期传流至今的苗学文献,主要是中国学者及少量东南亚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早涉及苗族及其文化的文献包括《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等。这些文献属中国传统式的研究,研究初衷主要是服务于朝廷“教化”和“齐政”之需要。苗学研究遵循的学科体系是中国传统的国学体系,但研究内容实际上已涉及现代意义上的众多学科。流传至今的苗学文献,对当代学科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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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对外战略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被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是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是顺应我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海外人类学研究,呈现的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包容心态,通过对海外社会文化的研究与了解,达到自我的反思,并促进全球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格局。

鸦片战争后

值此10月金秋季节,我们来到蚩尤故里这片神奇的土地,参加蚩尤文化研究基地成果展示和湖南省苗学会2012年会,感到非常荣幸。请允许我代表中国民俗学会预祝展示会和苗学会年会圆满成功。

与西方人类学的发展脉络不同,中国人类学自引进初始,便与本土化的话语紧密相关。在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等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的研究中,救国图强成为人类学的研究与应用使命。中国的人类学,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时间里,主要从事本土研究与家乡研究,很少有海外异文化的研究成果。因为在当时,人类学家处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与内忧外患的年代,与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将“救亡图存”作为学术研究的追求目标,他们希望借助人类学对中国社区的研究,寻找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的途径与方式,因此对海外异文化的研究则因为无法帮助解决国家与民族危机而被暂时“有的放矢”。

国外苗学研究以侵华为初衷

2010年12月,花垣县与中国民俗学会在北京签订了共同研究蚩尤文化的相关文件,中国民俗学会还决定将花垣作为“中国蚩尤文化研究基地”。花垣以其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著称于世,这里是典型的苗族聚居区,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梅山文化和蚩尤文化,不仅滋养了这里的苗族民众,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中,蚩尤文化及其传承受到特别的关注。花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已有18类500多项文化遗产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其中蚩尤文化已被列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想这一名录的建立,是和湖南地方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正是他们在长期的田野考察中,发现了蚩尤文化,并倾注许多的心血,使传承于花垣千百年的蚩尤文化发扬光大。多年前出版的《魂牵蚩尤》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我们又看到了众多的关于蚩尤文化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得不向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学者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中国蚩尤文化研究基地只是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但作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研究的主角,永远是在这一领域不辞辛苦,默默奉献的地方学者。它们是中国民俗学会开展民俗文化研究的坚强的后盾。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人口、各国商品的流动日趋频繁,中国人类学最初强调本土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海外民族志写作的实践,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小高峰。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悄然发生变化,海外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以相关机构、人才培养和学术期刊专栏增设为标志的海外民族志学科的制度化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呈现了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包括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领导的“海外民族志”团队和云南大学的“东南亚民族志”团队在内,已出现越来越多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成果。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海外人类学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等逐渐进入中国与东南亚苗族社区调查,但观察和记录大多停留在表面上,缺乏系统性研究,因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其国家日后的侵略和划分势力范围服务。《中法新约》签订后,法国正式启动了对整个中印半岛的殖民统治活动,并伺机向中国西南地区扩展其势力范围;英国在控制印度的基础上涉足缅甸,并致力于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与南亚连成一片。法英学人在此背景下对苗族社区展开调查。日本学人也开始为其国家侵略中国的需要服务。日本最早接触苗族文化的是人类学家鸟居龙藏,代表作为《苗族调查报告》。辛亥革命后,欧洲各国和日本可自由地展开对东南亚的研究。但因欧洲各国战后的衰败,学界对苗学的研究进入一个沉寂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出于殖民活动的需要,选派大量学人对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不过研究较为随机,成果极为零碎,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可贵的是,他们所做的具体研究工作相对翔实准确,且遵循通行的学科体系。

今天我们还有幸出席湖南省苗学会2012年年会,聆听和分享来自苗学研究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同样感到无比的高兴。谈到苗学,使我想起了苗学的先驱者石启贵先生。1933年5月,当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芮逸夫来湘西苗区调查时,石启贵担任调查组的咨询,协助凌纯声、芮逸夫在苗区调查。3个月后,凌纯声、芮逸夫在调查完毕离开湘西时,邀请他代为继续调查,并请中央研究院聘他为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从此,石先生正式走上了苗族研究工作的道路。经过多年的走访调查,于1940年完成《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文稿。30多年后,这一调查报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且再版。它和凌纯声的另一部著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样,虽然是民族学的考察报告,但已成为中国民俗学田野考察的典范之作和必要的参考。

中国学人苗学研究多为“自我呈现”

苗学研究有石启贵这样的先驱,继往开来,已经成为一种显学。目前贵州、云南、广西都先后成立了苗学会,有些地方还有分会建立,开展了很好的工作,成果累累。苗学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引起大家的关注,归功于苗族族群的艰苦创造和传承,也归功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苗学不应该只是局限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问,而应该置于多民族文化的研究背景之下。希望湖南的苗学研究能立足湖南、立足苗族,放眼全国,放眼于多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是最好的也是可行的方法之一。苗族虽然居住分散在多个省份,但苗族文化是一体的。苗文化是一种大文化,大文化的研究要独具气派,苗学研究立足苗区,走出苗区,和多民族文化研究融为一体,苗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另外,苗学研究要深入必须重视基础理论,应该有《苗学概论》、《苗学学术史》、《苗学词典》一类的著作出版,对苗学研究进行规范。

在这一时期,中国学人对苗学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研究取向集中表现为传统国学与西方学科体系的相互渗透和兼容。最具代表性的是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一时期,杨汉先、梁聚五、石启贵等作为苗族最早的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开创了苗族学者的“自我呈现”。此外,张海岩、蔡元培、杨成志、瞿同祖、吴泽霖、陈国均和江应樑等都曾对苗族及其文化进行研究,研究大多围绕稳定国内政局而展开。张琨对苗语的研究则达到极高水平。以上学人成果主要汇编于《民国年间苗族论文集》。

中国国民学会创立于1983年,明年就将迎来它的而立之年。回顾将近30年来的学科恢复、重建和发展,我们满怀希望。如今中国民俗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人养成建立起学士、硕士、博士培养渠道,基础理论教育,专题研究取得累累硕果,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成就的养成,离不开像苗学会这样的群众学术团体的支持,离不开众多学者的关爱。借参加苗学会年会的机会,让我代表中国民俗学会道一声衷心的感谢。中国民俗学会也是一个学术服务性机构,我们愿意与湖南苗学会保持紧密的联系,做好学术服务工作。

1949年以后,世界苗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跨境而居的苗族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前沿:中国苗族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获得新生,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东南亚的苗族则陷入战火纷飞的困境。由于老挝、越南战乱,学人难以进入这些国家的苗族社区调研,非殖民地泰国的苗族成为研究热点,成果较多。越南战争造成大量苗族难民移民欧美国家,引起世界的关注和讨论,世界苗学研究呈现出复杂的局面。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苗学研究深受苏联学者影响。改革开放后,西方学者开始进入中国从事研究,日本学者掀起苗学研究热潮。国外苗学研究成果逐渐被翻译到中国。西方学人日益退出东南亚苗族及其文化研究,将兴趣转移到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苗族移民散居群体研究,并对苗族在老挝发挥的历史作用作出评价。因移居美国的苗族人口较多,美国学人对其本土苗族的研究成为主流。美国苗学研究主题从最初的难民安置、社会适应,逐渐转向教育、社会、医学、认同等跨学科研究。移居美国并接受美式教育成长的美国苗族知识分子,已成为当前美国苗学研究的主体力量。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苗族学者有杨道和李亚(Gary Yia Lee),杨道为海外苗族研究首位博士,代表作《转折中的苗族》于1975年出版。李亚博士是当前海外影响力较大的研究苗学的人类学家。

祝蚩尤文化研究成果展和湖南苗学会2012年年会获得圆满成功。

苗学研究为国家统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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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逐步走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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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主流,苗学研究成为我国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1956—196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状况调查后,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苗学学者,他们在苗族语言、苗族文字、苗族民间文学等方面有着突出的建树。改革开放后的苗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以历史学成就最大,伍新福、翁家烈、杨庭硕等是领军人物。但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还是沿袭中国传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与西方学人的学术对话远远不够。20世纪90年代,中国苗学研究进入平稳状态,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成果逐渐增多。进入21世纪后,苗族博士不断涌现,他们将苗学研究推向新的台阶,在理论高度上展开对话,使苗学研究发生了质的飞跃。不少非苗族学者也投入到苗学研究之中。这个时期苗学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全面铺开,涉及方方面面,其中苗族服饰研究成果数量较多。另外,杨鵷、石茂明、石朝江、张晓、吴晓萍等学者长期赴海外或在国内进行海外苗学研究,揭开了苗学研究与国际接轨的新篇章。在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苗学研究走向国际化。

世界苗学文献的生成与流传,是特定国际背景下的产物,主题和内容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代表着研究者国别的利益诉求。收集整理世界苗学文献,需进一步明辨文献的时空架构,并遵循这样的指针揭示相关文献与所处时空背景的内在关联性,才有可能使尘封的世界苗学文献在当代复苏,并有效服务于营建和平国际环境的中国大政方针的需要。通过世界苗学研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积极向世界宣传中国苗学研究的最新动向,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苗学研究中的中国”,共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苗学通史”首席专家、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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