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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影响,战斗民族为什么如此热

2019-10-23 23:58

若用一句话来概括苏联解体至今的俄语文学走向,大约便是从相对的一统走向空前的多元。近30年的俄语文学,犹如被春风吹开的万树梨花,一派争奇斗艳的场景。然而,长期习惯面对一统文学局面的俄语文学研究者们却一时有些无措,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和多元的文学构成,往往不知该何处入手,或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在这一学术语境下,自鹰眼的高度来俯瞰俄语文学的全景和在堆积的文学新材料中沙里淘金,均不失为明智的办法,张建华教授的新作《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入选2015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即为一次有益尝试。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首都师范大学发表了题为《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梳理了俄苏文学的发展历程,以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关联为探讨中心,检视了俄苏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同时由中国的历史事实出发,考察了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继承与批判。

《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是一部当代俄语小说的断代史。本书之所以将小说作为新时期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用作者的话来说,即“小说是最有可能代表文学转型时期高端文学成就的体裁”“此间小说所表现的不同阶段的文学焦虑与矛盾、探索与追求、明晰性与不确定性,都密切联系着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心理经验”。

俄罗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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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近30年俄语小说创作划分为5个板块来加以介绍,即“现实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女性小说”“通俗小说”和“合成小说”。作者自谦道,这样的分类“并不完全合理和科学”,“因为它们并非是完全按照统一的原则区分的”,其划分原则或为创作方法,或为作者身份,或为文学种类。然而,这样一种分门别类的梳理,这样一种条分缕析的研究,却能帮助我们在复杂纷繁、更迭频仍的当代俄语文学中把握住几个清晰的板块,对新时期俄语小说的创作生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就像本书作者归纳、提炼出来的“合成小说”概念一样,我们通过此书也能获得某种“合成印象”,将近30年来“后苏联小说”创作的新景观尽收眼底。

为什么爱文学

洪子诚 澎湃新闻 蒋立冬 绘

单就小说创作而言,俄国是一个天才成群诞生的国度。从19世纪的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到20世纪的高尔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金、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和格罗斯曼,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不断涌现。时至20、21世纪之交,俄语文学是否能依然保持其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高水准和大影响呢?《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一书的作者并未简单地给出一个直接回答,而是以其巨大的原文和译作阅读量为基础,通过精心的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让我们迅即获得了数十位当代俄语作家及其近百部小说的相关信息,同行学者无疑能借此深化他们关于当代俄语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的理解,而一般读者或许也能由此步入“后苏联小说”的天地,记住索尔仁尼琴、拉斯普京、弗拉基莫夫、沃伊诺维奇、阿克肖诺夫、韦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马卡宁、维克多·叶罗菲耶夫、乌利茨卡娅、佩列文、索罗金、斯拉夫尼科娃、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当代俄语小说大家的名字,记住《红轮》《将军和他的队伍》《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普希金之家》《俄罗斯美女》《“百事”一代》《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等一批已经或即将成为俄语经典的小说作品。

文 | 刘文飞

洪子诚首先从当前的研究现状切入,说明了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界,在对外国文学传统的接受与继承方面,存在研究尚不充分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中塑造自己文学性格与特质的,其文学样貌不仅受到传统文学影响,更有外国文学冲击的痕迹。然而,中国学者却在此议题上成果较少,洪子诚认为,这是因为当前学者被语言的障碍所限制,以俄苏文学议题为例,学界中掌握俄语者寥寥,遑论亲身周游俄罗斯,对俄罗斯文化有切身感受者,这直接导致了即使学者有意图研究此课题,也只能借用二手文献,无法获取一手资料,实为憾事。

《新时期俄罗斯小说研究(1985—2015)》一书的一大特色,即其中所贯穿的“中国声音”。

我在俄罗斯生活过,我的一个很深切的感受就是这个民族非常爱好文学,甚至可以说,俄罗斯人好像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学动物。下面我从三个角度、三种现象,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俄国人对文学的爱好程度。

之后,洪子诚为俄苏文学界定了范围。他认为,造成俄苏文学定义无共识的现状的缘由,首先是俄罗斯自身历史的间断性,难以发现一以贯之的特点。由此,洪子诚认为“俄苏文学”不仅仅是地理的划分,更应加入意识形态的考量,若纯粹从地理角度考量,那么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实为乌克兰人,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洪子诚认为,他们所创作的仍属于“俄苏文学”的范畴。此外,洪子诚特别强调,俄苏流亡作家群体所创作的作品,仍然属于“俄苏文学”所需检讨探究的范围。流亡在外的俄苏文学家们,在德国柏林、美国纽约等地组成了艺术团体,创作艺术,发表文章,甚至发行筹办了刊物。尽管他们远离故土,更改国籍,但他们的作品仍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

在当今的国际俄语学界,就整体而言,中国学者的研究力量和学术水准都位列前茅,不容小觑,但由于受之前的学术惯性影响,中国学者发出自己独特学术声音的主观意识始终不够强烈。本书作者在“导言”中便直接说明:“努力确立中国学者的立场,表达研究者自己的声音是笔者的一个学术追求。”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本书作者对于在中国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予以了较多篇幅的论述,尤其是那些先后获得我国人民文学出版社颁发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的作品,如《无望的逃离》《黑炸药先生》《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等,更是得到了作者详细的分析。再如前文提及的“合成小说”概念,就是本书作者在综合俄国许多学者相关看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全新命题:“这一类作品之所以被笔者以独立的流派——‘合成小说’概念命名,是因为它们促进高扬文学的传统精神,同时又充分汲取不同流派传统规约的创新精神,在实现传统与创新两者有机、和谐统一的前提下,竭力倡导小说的价值观认知和创作形式实验的‘先锋性’,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作家极富个性的创作精神具有其他流派小说所没有的内容和形式特征。”作者进而指出,所谓“合成”,既是指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合成,也指叙事形式、文体风格的合成,甚至还是就当代小说对通俗小说元素的借鉴以及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特征等而言的。最后,本书作者在“结语”部分给出的关于“后苏联小说”的整体评价似乎也有异于大多数国外学者的观点,而洋溢着一种乐观精神:“俄罗斯文学在30年(1985—2015)自身追求的艰难行程中,通过自身的蜕变和对世界文学成就的认知与接收,已经从一种封闭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表现出新的崛起。”(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员)

俄罗斯人的作家崇拜和文学崇拜

那么,如何将俄苏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衔接起来加以考察呢?洪子诚认为,学者首先应当从文化交流的传播、译介入手。中国现代文学显然受到了俄苏文学的影响,当然同时也受到日本文学、西方文学的启迪。但中国当代文学受俄苏文学影响尤深,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译介了大量俄苏文学。据洪子诚统计,当时仅仅是普希金诗集的译本就出版有28种,而托尔斯泰的作品更有50多种译本。除此之外,国家文艺政策亦受到苏联体制的影响。例如在苏联诞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0年代初被规定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准则”;收集1934年苏联作家会议章程、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文艺问题讲话、1940年代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决议的《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被列为中国文艺界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必读文献;仿照苏联作家协会的名称和组织形式,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中国作家协会;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仿照的是高尔基文学院。

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莫斯科或者俄罗斯的任何一个城市,可以看到到处都是纪念碑,这些纪念碑十有八九是为文学家树立的。最近几年我每一次去,几乎都能“撞上”一座新树立的文学家的纪念碑。1880年,俄国为文学家树立了第一座纪念碑。至今这100多年时间里,仅莫斯科这一座城市就有上千座的诗人、作家纪念碑,这在世界上其他城市是比较罕见的,这就是俄国人爱好文学、崇拜作家和诗人的第一个表现。跟这些鳞次栉比的纪念碑形成呼应的是作家故居博物馆。在俄罗斯,作家和作家生活的遗迹都变成了朝圣的对象,所以我们经常说在俄罗斯有一种作家崇拜现象,一种把文学神圣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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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街头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书曾被列为中国文艺界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文艺整风的必读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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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学的许多批评理论概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人民性、党性、典型、倾向性、真实性、写真实、写本质、粉饰生活、干预生活、无冲突论、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人类灵魂工程师——均从苏联输入;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和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一度成为中国高校文艺学经典教科书;1957年《文艺报》改版,参照的是苏联《文学报》的模式……创作方面的影响,虽然具体考证起来有些困难,但是闻捷的诗与伊萨科夫斯基,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与马雅可夫斯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尼古拉耶娃之间的关联大概不需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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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洪子认为“白洋淀诗派”诗人的作品尤为引人关注。以诗人多多为例,在其诗歌作品中多有所谓的“异国性”,在其笔下往往出现中国难以甚至无法见到的景色、劳动、人物等等,唯有位于北纬50°以上俄国方可。在诗人多多的笔下,有咖啡馆,采硫磺的流放之地,有干酪,有锡矿,有亚麻色头发的农妇。尽管诗人多多的作品情感体验多从生活中取得,但诗歌意象的文学资源多从俄苏而来。

在俄语中,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大作家的名字前面或者后面加上“崇拜”一词。比如说从“普希金崇拜”,到“托尔斯泰崇拜”,再到“索尔仁尼琴崇拜”或者是“布罗茨基崇拜”……在每一个大作家名字后面也可以加上一个词,就是“学”或者“学问”,比如说“普希金学”“高尔基学”“布罗茨基学”等等。我研究过布罗茨基,在俄语中有一个词翻译成中文是“布罗茨基学”。当我到美国搜集布罗茨基研究资料的时候,发现如果把俄语的“布罗茨基学”翻译成英文,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在美国研究俄罗斯文学和布罗茨基的学者,也会笑着告诉我,在英文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对应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比作家、诗人在一个社会中受崇拜的程度,俄国显然胜过美国,也胜过其他国家,这是俄国人崇拜文学的第一个现象。

此外,洪子诚认为,我们还应当从“相关性”的角度来看待俄苏文学对中国现当代的影响。此处的“相关性”,区别于以往比较文学的“影响”“相似”平行比较的研究路径,增加了文学研究中增加某些直接关联的成分,但这种关联又不一定能落实到寻找“有迹可循”的依据。从“相关性”的角度出发,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在某一时期“近似”的国家,在处理若干重要的文学问题上,有着怎样的相似或不尽相同的方式,有怎样的思想情感逻辑。首先,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都有所谓的“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而对“走向世界”所采取策略的异同值得关注。在“走向世界文学”的问题上,俄苏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确实有相似处境,它们都曾经处于“后发展”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个时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与文学艺术创作者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焦虑,从而产生“追赶”的文学行为。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它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对“走向世界”的俄国文学来说,“世界”指的是西欧,中国的情况远为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世界”的含义和对象变化多端。

第二个现象,是在俄国,很多人梦想自己成为受人崇拜的作家或者诗人。大概从19世纪俄国文学开始发达以后,作家梦就成了很多俄国人心里挥之不去的理想。在俄国,喜欢读文学作品、自己尝试过写作文学作品的人,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一位西方的俄国文学研究者甚至把在苏联时期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有过文学写作经历的现象称作“全民的书写狂”,他觉得那一时期俄罗斯人对文学的书写和表达愿望已经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这是俄国人爱好文学的第二个表现。

另一个重要差异是,对于“遗产”和自身文化传统的态度和政策。洪子诚推测,由于俄罗斯文学历史相对短暂,因而苏俄在建构所谓“社会主义文学”的时候更愿意汲取俄国古典文学的营养。而中国虽然有辉煌的古代文学,但是由于五四时期语言、观念的变革,古典文学许多时候不仅难以为新文学的合法性提供支持,更经常成为“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所批判、摒弃的对象。

第三个表现,是文学在俄罗斯人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俄国人走亲访友、互相聚会,客人会带一本诗集送给主人,送礼的人和收礼的人都非常开心,因为这是很有品位的礼物。在俄国的商店、旅游景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商品和纪念品,比如普希金牌巧克力、普希金牌伏特加酒、印有普希金头像的T恤衫,也有以其他的作家、头像做装饰的纪念册、笔记本、书包、手袋等等,在俄罗斯,作家是一个标签,文学是商业消费的对象,文学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俄罗斯人的意识里,不认为一些文学名着的情节是虚构的,而认为它是一个文学的事实,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比如说《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第一次参加舞会,《罪与罚》中杀人的场面,都是俄国历史上真正有过的事情,文学在俄罗斯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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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中国的作家是从自身的处境和文化传统去亲近俄国品格的,读巴金的小说和他后期的《随想录》多少就能够发现这种“俄国态度”的痕迹。

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到俄罗斯是一个爱好文学的民族。

其次,文学艺术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或是历史的重担,中国与俄苏文学对此问题的看法的异同值得深究。别尔嘉耶夫曾说,俄国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敏感和多情是“罕见的”,“西方人很少能够理解这一点”。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恐怕也一样。他还说,“俄罗斯的主旋律……不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而是更好的生活的创造”;“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与痛苦”。中国启蒙主义的新文学,左翼的革命文学,甚至一些重视文学自律的作家,1950年代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也都程度不一地表现了这一倾向。这样的取向,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但洪子诚认为,这也与俄国19世纪思想文化的影响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现当代中国的作家是从自身的处境和文化传统去亲近这个俄国品格的,其中有特别能契合的成分,如中国的“文如其人”的观念,与“俄国态度”的人、文统一,人格完整的整体性观念。我们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读巴金的小说和他后期的《随想录》,看到丁玲晚年为证实自己的“忠诚”而活着,都多少能够发现这种“俄国态度”的痕迹。

俄罗斯文学的价值、品质和世界影响

我们现在谈的俄国文学一般指19世纪和20世纪的俄国文学,当然在这之前还有俄国古代文学,现在有俄国当代文学,但在世界范围里影响最大的还是19世纪、20世纪的俄国文学。俄国文学成熟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得要晚。俄国文学的第一个大诗人普希金出生在1799年,也就是18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写诗,但他的文学生活真正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到1837年在决斗中去世,他的文学创作只持续了20多年。普希金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创作出如此之多、如此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是一个奇迹,他的创作经历实际上也是19世纪整个俄国文学的象征和缩影。俄国文学真正崛起于19世纪30年代,普希金之后,还有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到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这些大作家生活的19世纪中后期,一般称作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从普希金出生到契诃夫离世,也就是100年多一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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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契诃夫与托尔斯泰在雅尔塔

黄金时代的大作家创作最集中的时间实际上是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在短短四五十年的时间里,俄国文学从一个在欧洲和世界上默默无闻的状态,一下成为了世界文学的顶峰,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文学现象。19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曾经出现过一个现实主义文学的“大爆炸”。人类文学发展史上,到目前为止出现了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古希腊罗马神话,第二个高峰是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语文学,第三个高峰就是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到契诃夫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当黄金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还健在的时候,俄国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同样辉煌的文学时代——白银时代,短短20年时间里出现了十几位世界一流的诗人、作家。白银时代后来因为十月革命终止,有些作家去了世界其他地方,把俄国文学的种子又撒播到世界各地。最可贵的是,白银时代主要是现代主义文学的时代,从俄国白银时代开始,世界文学进入了一个现代派的时代。比如,白银时代的几个诗歌流派——象征派、阿克梅派和未来派,都改变了世界诗歌的整体面貌。

接下来再说说20世纪。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叫它俄苏文学也好,叫苏俄文学也好,叫苏联时期的俄国文学也好,或者俄国文学的苏联时期也好,总归说的是20世纪这70多年的文学。这些文学有一段时间过于意识形态化,大家对它的评价不是特别高,但是随着苏联成为历史中的一个段落,苏联文学也成为了一个历史研究对象,它的特色和价值慢慢开始被重新认识,它跟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有某种深度关联的。

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一看俄国文学的功能和它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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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和俄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现象,后来我们把它归纳成“文学中心主义”,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文学占据着某种中心位置,作家和诗人是精神的导师、民族的食粮,文学对其他艺术领域,比如绘画、音乐的影响巨大。在俄国,几乎每一个大画家都曾经画过某一个文学家的肖像或某一部文学作品的插图,几乎所有大作曲家都为某一首着名的诗歌谱过曲或者根据某一部文学作品、名着改编过歌剧、舞剧、音乐,文学和作家一直在社会整体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引导者角色。不能说在其他国家没有这种现象,但一定不像在俄国体现得这样典型,这样淋漓尽致。

俄罗斯人为什么爱文学

以上我们从两个方面:俄国文学自身的品质、世界影响和俄国文学的特质及社会作用来论证文学是俄罗斯这个民族最好的精神产物,下面我想分四点谈一谈第三个问题,俄国人为什么如此爱文学:

一是文学对塑造俄罗斯国家正面形象所起的作用

二是文学在俄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三是俄罗斯民族性格跟俄罗斯文学的关系

最后是俄罗斯民族意识跟俄国文学的关系

文学对塑造俄罗斯国家正面形象所起的作用。文学为俄国人和俄罗斯争得了足够的光荣,俄罗斯民族在世界上获得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世界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和理解。大约10年前,我请一个俄国朋友到社科院外文所做讲座,他是俄国科学院院士、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演讲的题目是《西方的俄国》。其中提到一个很新颖的观点,他认为俄罗斯虽然在彼得大帝改革以后,就已经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在亚历山大一世的时候就打败了拿破仑,解放了整个欧洲,但是欧洲对俄国人的好感是不够的,实际上看不起俄国人。大概在1880年左右,欧洲对俄国人的看法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用他的话说就是“从轻视变成了尊重,从误解变成了好感”,为什么1880年前后会产生这样一个突转呢?

因为1880年前后相继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普希金纪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建立,这是全俄国第一座为诗人树立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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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上的普希金纪念碑,纪念碑基座上刻有普希金的一首诗。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受邀出席揭幕典礼,他们当时的关系非常紧张,会议主办者怕他们在会上打起来,特意安排两人不在同一天发表演讲。结果没想到这两位作家演讲的内容空前一致,他们说,我们俄国人有了第一座诗人的纪念碑,有了这座纪念碑我们就能意识到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是我们俄罗斯民族文化天赋的象征,我们在文学、文化上找到一个突破口,俄国从此就变成了一个文明的国家,再也不是西欧人心目中野蛮的国家,我们达到了欧洲文明最新的高度。

纪念碑树立前后,托尔斯泰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问世以后,欧洲人已经对托尔斯泰刮目相看,当然也对俄国文学刮目相看,但他们依然觉得《战争与和平》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说,俄国人还写不出一流的家庭小说、爱情小说、悲剧小说。当托尔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拿出来之后,所有欧洲作家真正心服口服。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创办的杂志《作家日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叙述他在涅瓦大街上遇到冈察洛夫,他问自己有没有读过《安娜·卡列尼娜》,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当然读过,对方特别激动,用手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了一句话,“他们肯定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他们”指的就是西欧国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部小说就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它能折射出一个俄国人天赋的阳光,俄国人写的像西欧人一样好,甚至还超过西欧人,也可以在精神创作领域里创造出比西欧人更优秀的精神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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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在文化上的自卑从这个时候开始荡然无存。通过普希金的纪念碑、托尔斯泰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离世,使整个西欧、整个世界开始意识到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学的民族、文明的民族,俄国是一个具有强大文学创造力的国度。整个欧洲和西方对俄国人看法的改变实际上是从俄国文学开始的,这就是俄国人爱上文学的原因。

文学在俄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俄罗斯的农奴制存在过相当长时间,专制政体延续的时间长,统治强度大,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相对薄弱。19世纪俄罗斯作家虽然出身贵族,但是他们往往都成为自己阶级的叛逆者,变成了所谓“忏悔的贵族”。他们为老百姓说话请命,在文学中提倡人道主义,文学变成与专制制度对峙的声音,为大多数人说出了他们说不出来和不敢说的话,鼓吹弘扬社会正义、社会平等,这样的文学当然受到普通大众发自心底的尊重。

俄罗斯民族性格跟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从俄罗斯民族性格角度来看,俄国人和文学天然接近。俄国有个哲学家叫贝尔加耶夫,他说俄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矛盾性的民族。比如说俄国人是最具有反叛精神、最具有无政府精神的民族,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又是最效忠专制制度、最有奴性的民族;再比如俄国人最阳光,善于打仗,很尚武,但又多愁善感,非常愿意体味痛苦。如果说,矛盾性对维持政治稳定不利的话,对文学和艺术则是最好的,所以就俄国人这种民族性格来说,每个人都是天生的艺术家。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俄国人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混淆文学和生活、艺术和现实两者之间的关系,他们经常会把文学生活化,把生活文学化。生活中喜爱文学,就是文学的生活化;生活的文学化,就是他们把现实生活也看成是文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我觉得在俄国人的民族性格中,有一种审美的乌托邦倾向,他们会把现实看成是一种美学理想的载体。

还有一个表现,比如刚才说的19世纪俄国文学,甚至是20世纪俄国文学,都在批判现实,号召人与现实的存在保持对峙关系,但是俄国的普通读者对俄国作家、文学的崇拜,往往和他们反专制的社会政治态度形成反差,在文学领域,崇拜偶像,甚至跪拜偶像。这三个表现都可以让我们感觉到俄罗斯民族性格有某种特别的气质,使之与文学、艺术特别接近,这是俄国人爱上文学的第三个原因。

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关系。俄国文学最发达的时期可能就是俄国民族意识高涨的时期。1812年打败拿破仑以后,俄国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1861年废除奴隶制以后,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也空前高涨,而19世纪中期到后期正好是俄国文学的成熟时期。19世纪俄罗斯文学追寻的最终目的是俄国的强大和俄罗斯民族的强盛。在俄国文学中,民族意识是一个主旋律。俄罗斯文学一直在俄罗斯大帝国的范畴里维持俄罗斯性,俄罗斯扩张以后怎么用文化来填补这个扩张后的空间?更通俗地讲,俄国文学往往是把俄国境内其他的非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化,俄国文学和作为文学工具的俄罗斯语言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同、对于国家道路的认识,俄罗斯民族想象的共同体更多的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文学想象的共同体。

从上述四个方面我们解释了俄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文学,最后我想谈一谈当下俄国文学的情况。

谈到当下的俄国文学,我们也许可以给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有可能是从19世纪中后期俄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兴起以来历史的最低谷。现在俄国作家的地位一落千丈,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也急剧萎缩,以前所有的作家组织,现在差不多都名存实亡了,变成真正的同仁间小的团体。我当然指的是严肃文学作家,不是畅销小说家。现在很少有作家靠写作来维持生计,有的文学杂志居然办不下去了。俄国文学当下地位下降,水平下降,我觉得有这么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苏联解体。俄国文学非常入世,面对现实。俄国现在的社会政体比较自由,文学的生活教科书角色,作家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在苏联解体以后基本丧失,很难再起到聚拢人心的作用,也就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消减了以后,最以意识形态功能为特色的俄国文学当然面临空前的危机。

第二个原因是苏联解体前后,俄国文学自身也走了一些弯路。叶利钦改革的时候,提出的口号是让俄国回到欧洲去。相应的,文学创作模仿欧洲作家的写法:欧洲人写现代派他们也写现代派,欧洲人写后现代他们也写后现代,结果使俄国文学自身特性丧失。苏联解体前后,也产生了一大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虽然很有文学史价值,但是俄国绝大部分作家越来越感觉到,后现代的文学好像不是俄国文学最强大的传统,俄国文学最强大的传统可能还是现实主义传统。俄国文学在左右摇摆中、在西方文学和俄国文学自身传统这两者之间举棋不定,这影响了俄国文学最近二十年的发展。

最后一个原因,不仅仅是俄国文学遇到的,也是世界文学都遇到的商业大潮冲击和传媒的影响。现在的阅读越来越碎片化,很少有人抱着纸质的长篇小说去读好几天了,手机、游戏、影视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往传统文学所发挥的功能,所以文学的衰落不仅发生在当代的俄国,在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是同样的。

这三个因素交织起来,使得俄国文学在当下遇到了一种困境。我不是说俄国文学会消亡,虽然俄国文学的影响日薄西山,但当代的俄国文学实际上在努力回归自身,回归它的文学性,回归它的文学属性和审美本性。前不久,在莫斯科机场,我看到了一个新树立的普希金纪念碑——根据“伟大的俄国姓氏”全民投票结果,莫斯科最大的国际机场现在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改名叫普希金机场,这反映出现在俄罗斯官方的一种文化态度,也就是说,要借助诗歌、文学、普希金的名字,来彰显国家的文化实力。机场是一个硬件,普希金的名字是一个软件,这个国家直到现在依旧重视文学的力量。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7月29日5版

本期编辑 | 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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