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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国际1946手机版官网:国企改革的逻辑,中国

2019-11-03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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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两权分离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1985-1991 )。80年代中期,我们希望通过两权分离的方式来实现目标,即所有权是国家的,通过选择一定的企业组织形式,把经营自主权放给企业,具体形式是承包制、租赁制。六年来确实提高了一些企业活力,但离我们的目标还是很遥远。承包制、租赁制能下放权力却很难下放责任,因此企业行为普遍短期化。

(商学院 史成荫 张舒雅/文 窦明星/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代表课题组发布了论坛主报告《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路径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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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的观点还是挺有价值的。确实马克思构想的社会所有制,与后来在实践当中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公有制还是有些差异的,马克思所讲的全体所有制,就是你所理解的,全社会人员平均占有资料并且平等分享收益。实践当中我们体现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来掌握这部分资产,所以,它不能直接表现为所有权的控制以及收益平均量化到每个老百姓。

杨瑞龙以“国企市场化难以解决的两个难题”为切入点,结合主流经济学思想,指出了深化国企改革的缺陷在于重大问题难以取得共识,进一步提出了“国有企业逻辑是什么”的主题,带领听众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和原则。杨瑞龙以其曾发表的两篇论文材料为依据,对国有企业的价值多元化进行评价,阐述了自己对于国企改革的观点,认为国企应该根据所提供的产品性质及行业差异,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他以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大维度发挥的功能作用为依据,将国有企业进行分类进行分类,并以各类企业典型代表为例,依次对第一、三、四象限企业的改革模式进行讲解。最后,杨瑞龙认为国企混改必须和分类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落实国企改革的目标,强调了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由浅入深得出了我国应该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结论。

3月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会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新时期新国企的新改革思路”。

同时,傅成玉认为应淡化国有企业这个名称,所有企业都肩负着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和经济责任。最后,他强调要大力培养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为国有企业家松绑。“我们要激励未来”,傅成玉强调。

放掉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性质。该管的管起来,该放的放掉,这样我们“两个坚定不移”就可以落到实处了,两个坚定不移理论上很容易理解,但实际操作上边界在哪里?国有和民营到底是什么样的边界?我提出来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只要坚持好了,社会主义也能体现,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也能实现。这样我们就有可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一个所谓微观基础,就是通过分类改革来实现“国民共进”。现在讨论时要么“国进民退”,要么“民进国退”,我认为,“国进民退”或“民进国退”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让国有企业待在该待的领域,民营企业待在该待的领域,这就解决了“国民共进”的问题,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国企实施分类改革。

5月14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瑞龙教授在商院楼119报告厅作了一场题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逻辑与实施路径”的学术讲座。商学院骨干教师、研究生及近百名学生共同聆听了此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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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益提出,国有企业拥有的制度优势,拥有的规范文化,拥有的人才资源,拥有的政治资源,都是应当发扬光大的特质。国有企业发展中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程度不高、职业化的程度不高,这三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国有企业需要界定好几个重要的关系,包括企业性质和政府性质的关系,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和法人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家是领导干部还是企业家的界定。

第IV象限内的国有企业所提供的是具有竞争性与消费上排他性的私人产品,原则上应完全走向市场。

报告认为,在国有制的框架内探索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改革思路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国有制的框架内难以解决政企分开与所有权的可转让性这两大难题,这是承包制、股份制等都难以根除国有企业传统弊端的重要原因。因此,事实上并无必要对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进行市场化改造,而是可以从产品性质及行业特性两个维度来客观制定功能导向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模式,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垄断性国有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竞争性国有企业一部分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一部分宜实行民营化。同时,需要根据创新链的不同环节来界定国企存在的范围,构建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国”“民”共进的协调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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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国有企业问题很多呢?政府对企业管得太多,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国有企业所有者是谁呢?是国家。有人说国有企业的毛病是所有权虚置,所有者缺位。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国有企业所有权的归属在宪法上说得很清楚:归国家。问题在于,当国有企业要进入经营时,所有者要有人代表,因为国家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是没有行为能力的。当这个财产归国家所有,必须要为国家找个有行为能力的代理人。谁能够代表国家呢?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只能是政府。这个企业只要是归国家的,最终行使所有权的主体一定是政府。最终国家所有就演化为政府代理,而政府本身是不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就遇到了很大的矛盾,改革的目标是让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所有者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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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义省做题为国企改革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演讲。他指出,通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国有企业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功勋卓著、功不可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各级国资委和国有企业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贯彻落实国企改革“1 N”系列文件,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勇于涉险滩,勇于啃”硬骨头”,坚决破除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国企分类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按国有企业所处行业性质划分,分为竞争和非竞争行业;二是按国有企业提供产品性质划分,分为公产品和私产品。国企所处的行业不同、产品不同,要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在致辞中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所有制改革的核心,成功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构成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重要基石之一。因此,国企改革何去何从,决定了整个改革何去何从。如何历史地看待国企改革的历程,如何从目前 “新常态”的环境中来看待国企改革中的思想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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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逻辑拿到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放弃了公有制为主,救放弃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国企改革肯定要私有化,而私有化肯定不可能成为当下中国国有企业选择的逻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除非我们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刘元春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有三个关键点:第一,要解决国有企业债务及僵尸企业的问题,让国有企业瘦身增效。第二,在“新常态”中,我们面临的是新动能的构造,核心就是要实施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的重中之重是创新。创新性地构建新动能,转型升级构成新动能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能不能成为我们下一步创新和整体性转型升级的主力军,值得我们思考。第三,大国崛起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从简单的商品输出时代转向资本输出时代,从简单的规则遵循者转向规则制定者。从去年的数据可以看到,“走出去”已经进入快轨道,近几年对外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50%。但在这样的格局下,高负债和在国内经营绩效较差的企业成了“走出去”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思索,目前“走出去”的现状和质量能不能支撑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是否应该在这样的进程中控制“走出去”的速度,强化整体性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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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十九大报告里明确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如何理解国有企业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国企改革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难题?2019年7月3日晚,人大重阳对话名家讲座邀请到被誉为“杨分类”的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杨瑞龙分享“国有企业改革逻辑的演变与反思” 。本文由速录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阅。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胡迺武,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金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国有企业改革基础领域首席专家张文魁,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出席活动。《改革》杂志总编辑、重庆智库理事长王佳宁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人事处处长刘凤良,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杨瑞龙,培训学院院长郭杰;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朱戎等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活动。

周禹提出,混合所有制本身是一个过渡概念,最后回归企业主体的本质属性,混合就是融合,国企就是“民”企;聚焦混改,今天国有企业改革的分类监管、管资本和混改这三个重点是要相向而行,配套决定的。分类是混改的前提,不同类的混的程度、力度、深度不一样,分类不同,管资本的松驰度、离合度也不一样。分类、混改和管资本这三个要配套推进;国企改革的根本落脚点是放活企业,把治理权还给法律,公司法和资本市场的法律,把经营权和制度权还给企业,把创新权还给国有企业家。

有人说家族化在浙江小企业里很严重,其实不然,家族化在股份制公司里也挺严重。看股份公司的管理层结构,你会发现同事化、老乡化、系统化,公司控制人之所以喜欢用自家人,是因为可以保持控制权。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公司效率损失。因此,这个时候你要监管它,但要监管它很难,为什么?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要监管他,必须了解他在干什么,两权分离之后,代理人掌握企业内的信息,但股东不掌握。因此,在这个条件下,你要监管他就很困难,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不给我好处,我不会把信息告诉给你。

论坛第一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副所长闫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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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自然垄断行业,主要在国计民生行业,该行业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和基础产业。当然,在中国还包括一些支柱产业。我认为这个领域里,除了要提高市场效率,还有一些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在里面。因此我认为,可以对这类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也可以进行海外上市,但国有资本要占主体,所以叫“国有国控”。在当下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就在这里面对我们提出不少意见,但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妥协的,美国希望我们把自然垄断行业完全放开,如果全放掉我们很多战略目标是没法实现的。自然垄断行业政企不分问题、所有权不能转让的问题肯定存在,这固然会影响微观效率,但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还要完成社会目标,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宏观效率占主导,牺牲一点微观效率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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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思路

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作为其基本制度决定了必须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中国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必须要做大做强做优一批国有企业,而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中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与改革国有企业。因此,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共荣共进的,关键是确认它们在各自适宜发展的领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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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党是人民的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最后资产的控制权以及资产收益都是回归到政府那里,政府是代表人民分享资产,道义上来讲仍然认为是全体人民来享用,实践当中还是认为有些偏离,我们感受度不高。

发布会第二单元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人事处处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凤良主持,与会专家与嘉宾就中国宏观经济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5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暨2018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出席仪式致辞,并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及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共同揭牌,“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第一家以国企改革、企业个体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研机构。

就宏观分类来讲,2015年中央《指导意见》里说“谁出资谁分类”,这个企业到底是属于商业类还是公益类,谁说了算?这个企业所有者说了算。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企业所有者出于既得利益,扭曲分类标准呢?我认为需要实现分类标准客观化,客观标准很好做,西方国家做相应的产业规制政策时有个非常明确的产业细分。我们国家发改委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也有一套非常明确的产业细分标准;经济学上来讲,我们可以通过投入产出法和其他分析方法,也可以测度企业竞争性和垄断性问题。有了客观的分类标准,就可以向社会公示,各个国有企业对照分类标准,就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的企业是属于公益类企业还是商业类企业,公益类企业一般采取国有国营,处于商业类中的自然垄断行业,混改时国有资本保持控制地位,如果属于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混改时民营资本处于控制地位也没有任何问题。

韦德国际1946手机版官网,在分类改革原则下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公共产品领域推进“长期导向”下的混合,在自然垄断领域推进“控制权导向”下的混合,在竞争性领域推进“流动性导向”下的混合。国企分类改革要求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公共产品领域,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履行管企业与管资产并重的职能,以管企业为主;在自然垄断领域,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履行管资产与管资本并重的职能,以管资本为主;在竞争性领域,国资委对国有企业履行管资本的职能。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在公共产品领域,对国有国营的企业构建内部人决策与外部人监督有机结合的治理结构;在自然垄断领域,对国有国控的企业构建董事会共同治理、监事会共同监督、外部相机治理有机结合的治理结构;在竞争性领域,构建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治理结构。在分类推进治理结构创新的基础上,分类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在公共产品领域,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职务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相结合,以职务晋升激励为主;在自然垄断领域,对国有企业经营者中的中管(中组部任命)高管以职务晋升激励为主,薪酬激励为辅,对于国资委与地方政府任命的高管兼顾职务晋升激励与薪酬激励,对于市场招聘的职业经理人采用市场化的薪酬激励;在竞争性领域,对国企经营者主要采用市场化薪酬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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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过去的改革逻辑一直坚持这样一个思路:既想保持企业公有制性质,又想找到恰当的企业组织形式,让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我们找了很多种形式,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造,我发现这样的改革有两个矛盾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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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我们民营企业越来越困难。我们民营企业经营难,投资积极性不足,并不仅仅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不是个致命问题,致命问题是民营企业有钱没地方投,难以与通过其他行业垄断建立本行业竞争优势的国有企业竞争。因此对于混改中的国企要进行微观分类,主业以其市场支配实力和融资优势,吸引民营企业作为财务投资人;副业则吸收民企作为战略投资人,这才能激发混改的动力。

他认为,一是分类改革扎实推进;二是公司制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三是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逐渐形成;四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五是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六是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加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把国资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一是以管资本为主完善国资管理体制;二是推动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市场化经营机制;三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四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五是落实全面管党治党责任,筑牢“根”与“魂”。

如果这个投票权是廉价的,那么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代理人的最优选择就是收买拥有廉价投票权的投票人,从而会出现公司内部人通过收买廉价投票权,与国有股代表人进行合谋,瓜分国有资产。随着股份制改造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效率在改善,但让我们痛心的事情还在频繁发生,国有资产还在频繁地流失,这是我当时非常焦虑的一件事情。

分析“做活国有企业”时,傅成玉强调,国有企业没有坏资产,那些所谓的“坏资产”都是“没有用好的好资产”,“我们要把理念调整过来,垃圾都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国有企业的领导对搞好国有企业有非常充足的信心,没有搞不好的国有企业,只有没用好的国有资产,关键在于找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机制”。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中确认了不同行业的国有企业界定功能和分类,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具体来说把国有企业分为公益类与商业类两大类。我讲的是竞争性和非竞争性。如果从学术角度讲,分竞争和非竞争更容易把控,国外文献当中也非常清晰。分类改革终于变成国家的文件,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这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对接的一种思路。

本次论坛以“新时代的国企改革与发展”为主题,邀请了最具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业界领袖和权威专家汇聚一堂,共同探讨国企改革发展的新问题和新对策。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巡视员尹义省,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业,和君集团董事长、和君商学院院长王明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玉,中国华能集团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丁益,华润集团办公厅副主任、华润5M研究院副院长朱虹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MBA中心主任周禹参加论坛。周禹担任论坛主题演讲部分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教授担任对话环节主持人。

3.公益类产品。这类产品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但物品的技术特征可能是竞争性和排他性的,比如医疗、教育、社保等。最好的情况下,国家有能力把老百姓的医疗、教育、社保都解决了,但目前阶段我们做不到。因此,我们要把医疗、教育、社保分为基本和非基本的,基本的教育,基本的医疗,基本的社保应该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为普通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教育、社保服务和保障。政府要把基本的需求解决,把非基本的放开。现在很多私人资本愿意进教育领域、医疗领域、社保领域,问题是政府全把它包起来,民营资本找不到进入的渠道,不能提供更多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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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他认为,业绩优秀的企业都应该有以下共性:第一是超凡的领导力;第二是战略超前、战略领先、战略正确;第三是现代企业治理制度;第四是人才队伍。他认为,国企独特的特征,首先是文化和精神,二是资源优势,三是合理的现代化的治理结构,四是党管干部和党建,五是制度优势。同时,国企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自然垄断行业,如能源、原材料、基础产业,包括中国的支柱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这个领域别太相信市场,当然我们要利用市场,但这个领域我们有国家利益目标、国家战略目标。这个领域的垄断和产权性质是没关系的,这与行业性质有关系。无论是交给国家还是交给外国资本都会造成垄断。航空、石油、桥梁、道路、邮政、通信产业放开,自由竞争,任由外国资本进入,这是过了底线,不能完全放开。这部分我们国有资本还是要处于控制地位。这时候我们可以让它海外上市,让它参与市场竞争,但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标准将其改造为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

他认为,国企转型创新的前提是改革。国有企业转型创新的第一条路径是在现有的产业和产品领域,改进竞争优势,增加市场份额;第二条路径是进入新的市场;第三条路径是在产品层面打市场不均衡,在产业运作层面发力,并购、重组、联盟;第四条路径是研发创新。产融互动视角下的国企转型创新,其背后是组织与人的转型创新。持续成功的企业,应该是产业和市值两条曲线的不离不弃、相生互动、螺旋上升。

你想在国有框架里找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途径,遇到的第一个矛盾就是所有权要具有可转让性。为什么所有权可转让性对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非常重要呢?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这个企业的资产必须不断进行置换。对私营企业来讲把资产退出来变更,切换到另一个领域,对其没有损失,只要利润回报率高于原来的就可以。但国有企业不行,因为国有企业在实践当中存在一个部门所有制,每一个企业上面都有一个主管部门。资产一旦发生置换,所有权发生转换的话,主体就发生变化了。一旦同意所有权可以转换,一夜之间这个企业就有可能变成非国有。

本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联合共同主办。多位专家学者就“新时代的国企改革与发展”展开了多方交流和深入探讨,是一次重要的探索与创新,对于推动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贴近中国管理实践,具有深远意义。

二是政治经济学思路

傅成玉表示,无论混合所有制改革,或者企业在国际和国内的重组兼并,有同业和异业两种区分。在同业之间,无论互相参股还是互相兼并,一般谁是优势企业,谁就控制公司,“决定控制权的一定是企业竞争力,而不是谁的规模大小”。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肩负政治、社会、经济责任的经济组织,只有实现了经济竞争力,才能更好的体现政治和社会责任。

第一个难题是政企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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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抓大放小”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1998-2002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我们开始搞抓大放小,本世纪初主要是对所有权约束机制,特别是对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本身进行了一次改造。经历了40年的改革,成就不可谓不大,但我们的目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还是没有实现。中国的改革在这40年有很大的进步,话语体系也有很大的变化,唯独国有企业在基本逻辑、基本话语体系没有多大的变化。过去20年里,国有企业改革在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上没太大进展,我们还是在老问题上打圈圈。

王明夫做了产融结合视角下的国企转型创新的专题演讲。

政企分开是必要的,但政企又很难分开,有人说政府你什么都不用管了。90年代,有人提出把所有权退化为债权,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把企业交给经营者,你能保证经营者在没有所有权约束下一定会追求保值增值吗?难道他不会吃里爬外吗?所以,所有权约束始终是重要的。问题不是出在所有权约束上,而是出在所有权的约束者——政府。这样就遇到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个天大的矛盾:你要想实现改革目标,政企一定要分开。政府真的在企业里没有任何影响力了,这个企业就一定不是国有的。

围绕混合所有制,王明夫分享了两点认识:第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我们国家的所有法律法规政策都具备了操作条件,没有法律障碍;第二,资本市场是我们国企改革一个非常基础的制度供给。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制度供给,也为我们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很好的一个配套,很好的一个基础支撑。从制度方面上讲,混合所有制目前没太多障碍。

市场经济能不能再向前再迈一步,就看国有企业改革能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市场改革核心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里,没有国有企业改革做先行,民营企业发展,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还会存在。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讲的非常清楚,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给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好的机会。如何通过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我认为要引入一个改革动力机制,只有重塑改革动力机制才是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

吴晓球以国企研究应坚持从实际出发,体现中国特色为题做主题演讲。他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对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有很多的案例,参与了很多实践,不仅仅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案例到案例,而是从实践到案例,再从案例到实践。

国有企业改革方向——分类改革

他提出,中国最难的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受到的硬约束条件有很多,“自由飞翔是找不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之路的”。国企改革需要大智慧,这样才可以找到一个既能够符合趋势,又能够推动中国国有企业发展,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模式和方案。

2.准公共类产品。其中,一类是具有非排他性和不充分的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像地下水流域、牧区、森林等,要实行国有国营。不能指望一个自负盈亏的农场给你保护东北小兴安岭的红松,这是不太现实的。另一类是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但非排他性不充分,比如自来水、电网、邮政、市政建设、铁路、港口、码头、城市公共交通等。这类准公共产品不充分的排他性可能带来“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的问题,从而导致市场失灵。因此最好实行国家经营,若是让私人资本进来,则难以保证物品提供的质量合格与价格稳定。

傅成玉认为,国企改革最终要体现出制度优势,“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混合而混合,更不是私有化,变卖国有资产”。

我们发现,改了40年,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非常艰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中国既要放弃计划体制,同时又不想复制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我们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我们想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定义为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而公有制为主当然最终要通过国有经济为主导来实现。

毛基业就如何打造世界一流的国有企业发表了演讲。他在发言中提出,虽然学习模仿借鉴全球优秀企业的治理模式是非常必要的,但中国国有企业的治理不能一味简单的复制照搬西方的模式。这种学习需要真正结合中国的实际,体现中国特色,适用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管理治理模式。

第一类是公益类。从事公共品生产的国企应该国有国营,凡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国企应该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这个领域中的国有企业一般不需要进行股权层面的混改。因为该领域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市场机制难以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假如非要进行混改,那就相当于增加了企业股权结构的复杂性,使得公司的治理结构过于复杂,既增加了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因此,市场经济不是在所有领域搞都是好的,有的领域能搞,有的领域是不能搞的。比如有城市把水权卖给外国公司,这是错误的,政府应该把水权管起来。有些公共部门如公安部门不能让警察罚款,罚款之后可以分成,这是绝对有问题的,这都得国家所有、国家经营。

朱虹波认为,华润是一家实施混合经营的多元化的企业。实施混合制经营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混合制跟谁混?一定要是不同所有制之间混,国企之间混属于交叉持股,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混,符合混合所有制的目的。混合制过程中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个是谁混,谁被混?混合制可以在三个层级来展开,母公司和利润点,再一个就是混合制过程中,如何更好解决内部人员控制问题,这个也是混合制过程中要很关注的,民企内部人员控制是很强的,怎么打破这方面,把母公司的政策贯彻下去也是难点。

国企改革的探索逻辑

在“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与混合所有制改革”主题论坛中,聂辉华主持,傅成玉、毛基业、王明夫、丁益、朱虹波、周禹参加讨论。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王明夫认为国有企业下面拥有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从资本视角看,分为两类资产,一类是可上市资产,一类是不可上市资产。改革是把可上市资产通过混合所有制和股份制改革,变成上市公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供给是制度供给。制度供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供给,股市或者资本市场就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创新转型提供了最重要的制度供给。

3.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中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让老百姓要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国有企业资产给我带来的一些好处。因为当下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老百姓的养老问题,我建议在本次混改当中,宏观分类、微观分类当中,建议加大对竞争性产业当中的国有企业在混改时民营资本进入的程度。其中涉及到股权置换问题,我建议把这部分国有股权置换当中让民营企业进来,甚至可以保持控制权;另一方面,国有资本退出之后的资金建议分三份:1/3回归到主业,因为主业还是需要增加投资的;1/3构建一个新产业发展基金,现在国家要重点发展那些国家建设项目,或者国家要重点突破的产业,来给予产业支持;1/3建立一些社会保障基金,转回到社会保障基金,比如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来补贴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加大民营资本进入,另一方面来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到好处。

总的来说,国企分类改革的思路,我用坐标系来表述,横坐标由竞争到垄断,纵坐标由私产品到公产品,分为四个象限。在第二象限,如果它的产品性质是公共产品,行业性质是垄断的,那么就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如果它的产品性质的是私人产品,行业性质是垄断,就应该国有国控;如果产品性质是私人产品,行业性质是竞争的,那么实施产权多元化或非国有化。

观察混改实践,我们发现很多国有企业参与了混改。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发现混改主体大都是国有与国有混,并没有让国企与民企真正混起来。第二个问题在于,本来我们希望民营资本进入到国有里,他持有一定股份,进入公司董事会,结果发现很多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混掉了,这就是所谓的新公私合营。本来说这个企业是民营的,结果与国有一混,国有资本就控股了,这好像和我们的改革目标初衷还是相反的。第三个问题,国有企业混改时垄断行业不开放,竞争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股,却不能派董事,民营资本真金白银投进来最后啥话说了不算,还要承担风险,这样一来民企没热情,混改推进陷入窘境。

针对非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改革:将非竞争性行业中的产品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共品,另一类是自然垄断行业。

这个思路很清晰,既能够有效保证以公有制为主的原则,又能够实现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目标,还能有效地防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我认为,不要简单再搞没有前提条件的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很有可能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虽不是必然的,但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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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成分限定呢?这个企业一旦在中国或海外上市,只要占大股的国有股份不转让,其他股份再转让也不会影响这个主管部门对它的控制。一旦允许国有股转让,一夜之间这个企业马上变成非国有。更重要的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仅是一般商品随着价格波动,更重要的是资本也要具有流动性,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大的矛盾: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所有权要具有可转让性。但所有权一旦具有可转让性,国有制就不保了。要保证国有制,所有权不能转让,哪怕公司上市,这个大股东就是政府,政企就分不开。

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要解决政企不分和所有权不可转让的问题,最终的途径是非国有化,非国有化背后涉及到庞大的利益结构调整,我认为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我当年提出,大型竞争性国有企业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和实行产权多元化,最终股权结构是由市场说了算。如果干得好,那政府仍然可以控股,干得不好,政府可以慢慢退出。我之前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这个微观基础是公共产品国有国营,自然垄断行业国有国控,这些都是国计民生行业,政府在里面保持控制地位,不仅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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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大家颇为关心的一个议题。2015年提出了分类改革以后,紧接着中央和国务院又出台了几个文件,未来改革的重点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其实混改不是个新概念,上世纪90年代,党的十四大以后,我们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概念。这一次我们重提混合所有制,有什么新意呢?我认为是分类改革,应该在分类改革当中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有多种形式,具体来说就是国企入股民企,民企入股国企,国企员工持股。处于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具有有市场支配势力和融资优势,这是民营企业的短板;民营企业的优势是经营机制灵活,这是国有企业短板,两个混合,各取所需,很好的一件事情。

中国的改革从安徽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80年代初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改革的方向就是要把市场机制引到计划体制里来。基于这个目标,改革的重点就聚焦到国有企业上来,因为你要有市场,重点不是放开价格,而是要有市场主体,当它能够灵敏地对市场供求做出反应,市场机制才能起作用。当时中国城市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国有企业,还有一小部分集体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就成为应有之义了。

第一阶段:放权让利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1978-1984)。80年代初我们探索“放权让利”改革。所有权是国家的,经营权也是国家的,怎么给企业下放一定自主权,当时主要的改革是利润留成制度以及两步利改税这样的改革,尽管带来了活力,但离我们的改革目标还非常遥远。

两权分离条件下,就必须对代理人进行激励和约束。股份制改革有没有效率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问题在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情况下,建立这样的激励约束机制很困难,困难在于代表国家掌握大股东的是政府,具体是一个个自然人的政府官员。他和私人老板不太一样,私人老板收益权是自己的。这个代理人、总经理、CEO想来收买投票权,除非你能支付比投票权实际价值更高的价格,股东才好接受你的摆布。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不一定,因为代表国家掌握国有股投票权的官员可以像一个真正的股东那样行使投票权,但他并不能分享投票权带来的收益,这时候拥有投票权的官员对这个股票的投票权评估值要远远低于它的实际价值,所以我们把这个投票权叫廉价投票权。

针对竞争性行业的国企改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到底要国有企业干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率仅仅是微观效率还是要有宏观效率;国有企业仅仅追求利润目标还是要追求社会目标。如果既要微观效率又要宏观效率,既要利润目标又要社会目标,怎么建立一套与市场体系相对应的评价体系?说到现在国有企业是“既要又要”,实际很多情况下“既要又要”是做不到的。

2.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宏观分类”与“微观分类”

当下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完全分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是用西方主流逻辑讨论国企改革,还有一个阵营是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讨论国企改革,他们在国企改革基本制度上面高度分歧。我们发现国企改革改了40年,但是,国有企业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有国有企业、到底想把国有企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的基本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由于没有共识,我们对国有企业的评价也是很混乱的。

第III象限内的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具有排他性,但具有自然垄断特征,一般宜采用国有国控模式,即垄断性国有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造,但国有资本应具有控制地位。

传统政治经济学来回答也不行。政治经济学在社会假设下形成整体主义阶级利益分析方法,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并用这个理论解释私有制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认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前景就是要建立社会所有制替代私有制,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按照这套逻辑来讨论国有企业行吗?也很困难。因为这套逻辑很难解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因此,用这个逻辑指导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就没有边界了。

为什么我判断无法实现政企分开呢?因为不管搞股份制还是承包制,只要国有股占大股,最后一定是政府来代表的。而政府来代表,他一定会把政府的目标输入到企业里。

精彩答疑节选

1995年我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我认为是我一生当中比较重要的代表作。论文题目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在这篇论文中我发现了国有企业改革遇到了两大矛盾:你要让它市场主体,政企要分开,但政企分开国有就没有了;你要让它成为市场主体,所有权要具有转让性,但所有权可转让, 国有制就没有了。

实践当中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我们很早就明白要政企分开。所以,政企分开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改革目标并为此探索了30年,思考怎么样解决政企分开,让政府淡出国有企业,让这个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但在改革的时候,我们发现困难重重。现代企业制度四句话: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当中最重要的是两句话,产权明晰、政企分开,如果这两句话能实现,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就能解决。如果政企不能分开,产权明晰就不能落到实处。

第二个难题是所有权不可转让

国企股份制改造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1.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新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呢?当时也非常明确,叫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到80年代后期,中国的改革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时候,改革的目标是:要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因此,没有一项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非常早就找到清晰的目标。

第II象限内的企业提供的产品属于公共产品类,行业特征具有垄断性,一般采用国有国营模式,分为三个类型:

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思路

通过 40余年的市场化改革,有一部分竞争性国有企业实际上保持了和非国有企业同等的竞争力。对这部分企业宜进行产权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造,使之成为政企分开、产权明晰化、产权主体多元化、管理科学的市场竞争主体,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参与市场竞争,以法人资产承担责任。而对于那些效率低下、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度高、市场需求变化快、产业重要性和关联度小、国家对其承担的风险大于其上缴收益的竞争性国有企业,适宜采用民营化的方式实现国有资本的退出。

本文大概12000字,读完共需15分钟

我用委托代理理论来推论我的结论。用委托代理框架,我来分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即两权分离。所有权和控制权发生分离,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归国家。经营层拿了实际控制权。按照委托代理一般框架理论,当两权发生分离时,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掌握所有权的委托人和掌握控制权的代理人目标是不一致的。即使假定在纯粹的市场化条件下,委托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代理人不会天然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不归代理人所有的。把企业交给经理人,你不去控制他,经理人会凭借控制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一个表现为货币目标,表现为年薪、奖金、期权,假定代理人仅仅追求货币目标就简单了,只要把他的货币目标和利润挂起钩来,我就可以建立一个激励机制。但没有那么简单,代理人凭借控制权还可以追求非货币收益目标,就是他能凭借控制权获得的收益,并不能在公司财务报表里显示出来的,但可以给他个人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那部分,从而会产生所谓的代理问题。

所以,改制当中,始终保持企业国有制性质必须有个前提条件:限制国有股的转让。90年代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很多国有企业改造之后上市,最后发现上市以后也没解决问题,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对股份做了成分限定。国有企业进行改制一定要讲“成分”,全部股份分为国有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

怎么办?我们的思路是搞现代企业制度,或者叫股份改造,对在公有制框架内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改造的思路我是不认可的。原因在于在上述两个矛盾不解决的情况下,简单的股份制改造很有可能把国有制的弊端和市场经济的弊端融合在一起,最终演变成一场不公平的改革,表现为国有资产流失。

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有好的文件和指导,但没有真正完全落地,四年来只混不改、只混少改的问题仍存在。我们要在制度设计当中,进行分类标准客观化,进行微观分类,政策设计上要打消人家的顾虑,让改革者有回报,不能让改革者背负成本,这是改革的动力机制,这样能够真正推进分类改革,才能真正在分类改革原则上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三阶段:产权多元化逻辑下的国有企业改革 (1992-1997)。到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们的改革重心就转变为产权多元化条件下的一种国有企业改革,具体形式就是股份制改造。这样的探索有个概念叫“现代企业制度”,内涵为四句话:产权明晰、政企分开、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具体是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国有企业里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把国有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到了那个阶段的改革,我们所讲的国有企业和传统意义上讲的国有企业概念就不一样了,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指企业是国家的,但到90年代的国有企业指企业里的国有股份占主体、占支配地位。

有了这个宏观分类还不够,还有个微观分类。本世纪初开始,央企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时候,国有企业募得了很多钱,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刺激计划让我们的国有企业又获得了很多钱,这些钱干什么呢?一部分钱投到主业上,但大部分钱没有投到主业上,和民营资本抢饭吃了,进入到竞争性行业去了。从本世纪初开始,它筹到大部分的钱去进入房地产行业了,去建宾馆了,去建旅游公司、金融公司了。甚至夸张地说,细看有些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主要的利润已经不来源于主业,而是来源于副业。

一方面,国有企业毫无疑问必须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在成为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如果改革逻辑不对,很可能导致一场不公平的改革。我在1995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论文中提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构想。其基本想法是,在市场化进程当中,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应该市场化。有的国有企业应该市场化,而有的国有企业并不一定需要市场化。因此,我认为把所有国有企业都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因为有一部分公益类的国有企业并不需要成为市场主体,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与路径。

这样一来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要坚持公有制为主,最终要通过国有经济主导来体现;二是想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既要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又想让国有企业扮演公有制为主的载体,这个目标应该说是前无古人的。把国有企业变成市场主体很简单,产权非国有就能解决。但既要让企业保持国有,又要它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市场主体并不很容易。因此,我们做了很多探索。

解决两个难题的两种思路、两个派别

4.推行混改还需引入动力机制

Q:杨教授您好,国企是全体国民所有的,但我并没有感觉到中石化赚钱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中石化涨了我也没觉得我的金融资产增加。国企占有了很多资源,金融资源、行政资源、土地资源,这些也都可以,他占了这个资源,普通老百姓占的资源就少,就会有影响。怎么能把国有企业利润分给老百姓?比如建立国民基金,让我们普通人也能分享它的利润,倒不一定要给到个人,可以提供公共服务或跨地区转移支付,或养老金亏空问题,可以用在这上面,承担责任以匹配他的垄断地位。

1.纯公共产品。这是既不具有竞争性也不具有排他性的物品,例如国防。从全球范围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纯公共产品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提供的。由于纯公共产品难以通过私人部门供给,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能够准确地匹配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这样一来,提供纯公共产品的国有企业就可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运营目标,提供的产品对于全社会来说是有效率的。

遇到这两个问题以后,怎么解决?理论上我们空前缺失,作为经济学家,我发现,我们的理论在回答国有企业改革遇到这样的矛盾时就很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来回答这两个难题,发现途径就一个——私有化。熟悉西方经济逻辑的人知道,所谓西方经济学,就是在经济人假说下形成一套个体主义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基于这样的逻辑验证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假设前提是产权明晰,而这个明晰的产权就是私有产权,这是一套西方的主流逻辑。你用这套西方的主流逻辑来套到国有企业改革身上,唯一的途径就是私有化。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想改吗?党的文件里对国有企业改革很重视,但为什么这个很重视的改革过去二十年没有太大进展呢?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我认为,主要在改革的逻辑上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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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绕不开两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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