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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科学家有哪些科普路,公共信息官

2019-10-29 10:38
“公共信息官”:如何才能名副其实

公共信息官:有一种职业让科学更流行

在排球赛中,除了有发球员之外,二传手的作用也值得重视。如果二传手没有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就难以形成有效的进攻,进而扣杀得分。

记者观察:德国科学家有哪些科普路

信息宣传员,几乎是国内每一家科研机构的“标配”。事实上,在国际上,信息宣传员有一个更洋气的名字——公共信息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本报记者 甘晓

科学传播是一项集体“活动”,它涉及到方方面面,也涉及到各行各业,特别是在媒体多元化的时代,媒体已经不再单纯地是科学传播的介质,它已经演化为了科学传播的一个参与者。公民在完成正规教育、离开学校之后,媒体就成为了他们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成为了非正规教育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如果说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第一发球员”,那么科学新闻记者就应该是“二传手”。科学新闻记者从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中获得相关的信息,在对信息进行加工编辑之后传递给目标受众。在这个过程中,“第一发球员”的作用需要重视,以确保信息源头的客观性,科学性和可靠性。当前,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相关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产业界的重视,同时已经有地方已经对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做法进行试点。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传播中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探讨,但是对于科学新闻记者这个“二传手”的探讨还有待深入。

长期从事医药科学报道的德国记者辛纳克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国际上一些大型科研机构的科学传播,公共信息官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他们深入了解科学家的工作,极具科学素养,与媒体和公众紧密联系,甚至能够独立应对对科学问题的阐述。

当地时间2月16日,AAAS年会接近尾声。有一群人始终穿梭在各大会场,参加各场新闻发布会,连媒体招待会也从不缺席。他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记者、公众,他们是PIO,即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

作为科学传播“二传手”的科学新闻记者,是记者这个行业的一个分支,甚至可以说科学新闻记者还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建制”。因为从国内外的相关数据来看,从事科学新闻报道的记者还对其他议题进行报道。学术界和业界一直以来也对科学新闻记者需要专才还是通才方面存在着持续的争论。因为媒体高层管理者认为在一个方面能够工作出色的记者一定能够报道其他方面的议题,因而科学新闻记者应该是通才而非专才。甚至从近几年相关的一些调查来看,这个争论也一直持续着。同时也有一些新闻机构对记者进行轮岗,这是为了避免某些记者与新闻渠道之间形成过去“亲密”的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培养专才设置了某些障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学新闻记者这个职业近年来也面临着各种挑战:由于经济利益的压力,一些新闻媒体开始压缩科学报道的数量和板块,压缩了科学新闻报道的空间。比如1989年美国每周有科学报道的媒体达到95家,但是仅仅3年之后,这个数量下降到了44家,随着出现的是科学板块的减少和压缩,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篇幅上,特别是那些小报,到了2005年,仅存24家。国内也有一些致力于科技传播的媒体或者改版,或者并入其他媒体。

“过去,科学家不喜欢跟公众对话,他们甚至不喜欢看到别的科学家过于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但现在不同了。”辛纳克说。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深入调查中发现,尽管国内科研机构也配备了信息宣传员,但他们的职责却因为信息发布工作机制、专业化等问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导致科研机构科普信息的发布效果不佳。

来自日本东北大学原子分子材料科学高等研究机构的中道康文博士就是其中一员。他告诉我:“我们是沟通记者和科学家的桥梁,一方面要了解科学家的工作,另一方面要与媒体保持紧密的联系。”但是,让他苦恼的是,在日本,专门从事科学报道的记者很少,研究所所在的仙台市更少,这给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二传手”如何看到“球”

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是信源,是渠道,是“第一发球员”,没有了科学家,科学传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作为“二传手”的科学新闻记者如何看到或者找到科学家发出的“球”至关重要。只有“发球”和“传球”衔接到位,科学传播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传统上,科学新闻记者们获取科学新闻素材的渠道主要是新闻发布会,当然也包括各自所在媒体的提出相关的选题,然后联系科学家进行相关的采访。在收集完材料之后,记者们对相关的信息进行编辑和加工。同时还有一些针对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的科学报道,比如H7N9、转基因食品、雾霾等。当这些话题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和焦点时,新闻媒体记者敏锐的触角也会第一时间发现相关的话题,从而着手进行报道。

如果说上述方式是科学新闻记者主动看到了“球”,那么科学家自身和科学家所在的组织也会通过某种方式提醒科学新闻记者注意某些“球”(即话题)。

国外较成熟的组织和机构都设有公共关系部门(PR)来协助科学家开展科学传播活动,公共信息官(PIO)也会和科学家一起对相关材料进行完善并定期地发给科学新闻记者,提醒他们近期本组织和机构的一些科学研究进展,从而增加组织、机构和科学家的媒体“可见性”,这也有助于科学新闻记者接近和获取新闻渠道。比如英国皇家学会(the English Royal Society),法国科学院(the French Academie des Science),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以及美国科促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都要求其成员(同公众)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

这些机构中的一些,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Americ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英国研究理事会(the British Research Council)已经出台了传播之南,还有一些成立了新闻办公室或者聘用了从事传播的工作人员,提升各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网站、纪录片、科学表演和研究中的志愿服务。还有一些,比如美国神经科学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Neuroscience),甚至组建了专业团队来致力于帮助科学家同普通公众进行交流。

另外还有一种主动获取找“球”的途径,那就是专业期刊。有些科学新闻记者会定期浏览专业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过这些论文也可以找到很好的报道话题。另外一方面,论文的作者有时候也会准备一篇科普性的材料发给记者,当然这些材料上会有“embargo”的标记。记者们也会在专业期刊对论文进行正式发表之前整理报道的材料,但是不会提前发布相关的消息。

当下,迫于经费申请和成果转化等压力,德国科学家开始注重与公众交流。这样的变化为科普提供了机会。

“必须通过领导审核才能发表”

所以,中道康文非常希望能在AAAS年会上认识全世界的记者,能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特别是中国,我们研究所里有四分之一的科学家来自中国。”中道康文说,“中国科学家在日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也想让这些工作被中国人所了解。”

“二传手”如何处理“球”

不论通过什么途径获取的信息,科学新闻记者都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媒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换句话说,它不能决定人们想什么,但是却可以决定人们怎么想。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众接收到的科学信息并不是科学家直接传递过来的,而是经过媒体加工过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方式会影响着公众对科学信息的获取。

在学术论文的发表过程中,同行评议是一个成熟的论文评审模式。经过评议,论文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差可以得到修正,从而确保文章的可靠性。科学新闻记者在处理新闻信息的过程中也应该借鉴这个模式,他们就某个话题采访而来的材料,可以邀请其他本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进行补充和完善,从而佐证采访而来的材料的科学性;另外一方面,通过引用与被采访专家的观点相左的观点和看法,也能够给公众呈现出整个问题的全貌。

在科学新闻处理过程中,客观性和平衡性是科学新闻记者们践行的两个准则。在一个科学新闻记者无法决定什么是真实的世界里,客观性就要求这个记者进入“中立的传播者”模式,并且不仅聚焦于正确性,而且要关注精确性。也就是说,不是去判断一个真实主张的正确性,科学记者应该专注于报道中对这种主张进行精确地再现。这个议题不再是该主张是否得到证据的支持,而是新闻渠道所说的和科学新闻记者所呈现的之间的契合度。类似的是,当一个科学新闻记者无法判断谁说的是真相的时候,平衡性规范就建议他应该在报道中尽可能多地呈现真实的主张。换句话说,当正确性无法实现的时候,最好的退路就是综合性。实际上,科学新闻记者在告诉读者们“真相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科学传播需要科学家、科学新闻记者、公众之间的积极配合。科学新闻记者这个“二传手”的作用十分重要,它衔接起了科学家和广大公众,是二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因而必须重视科技新闻媒体和科学新闻记者的科学传播能力,在科学新闻记者获取科学新闻素材方面有多种途径,然而现行的实践并不完全与相关的理论和研究相一致。笔者在与部分媒体记者沟通中发现,很少有记者会定期查阅科学期刊中新发表的科研论文,同时也很少有记者是专职的科学新闻记者,另外一方面,虽然国内已经有科研机构开始了相关的实践工作,但是科学家所属的机构和组织还很少主动联系媒体,或者帮助科学家完善用于科学报道的材料。理论上一般认为科学新闻记者应该具有一定的理工科背景,但是目前国内的科学新闻记者大多数并非理工科专业出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做出优秀的科学报道,但是让科学新闻记者知道并理解一些基本的科学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二传手”才能真正地发挥出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者简介

王大鹏,新闻传播学者,研究方向为科学普及、社会资本与科学传播的关系、新媒体科学传播、企业社会责任(CSR)等。

文章图片:(小图)Shutterstock.com 友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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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配套,德国出现了不少机构,为有意愿做科普的科学家提供了“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各类科普平台。

“这个问题我不清楚,我需要去请示领导,协调科研人员来给你回答。”

会议期间,我还陆续认识了普渡大学、芝加哥大学医学与生物学院、滑铁卢大学、费米实验室等知名科研机构的PIO。一般说来,这些机构的公共信息办公室都有多名工作人员,分工也有所不同。比如普渡大学新闻办公室,还配置了专门从事健康科学、工程科学等不同学科信息发布的新闻作者。

平台一:科学家培训科学家

“我们研究所的领导认为这位科研人员不是接受采访的最佳人选,建议你联系另一位研究人员。”

完整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使得这些科研机构发布信息的渠道十分畅通。就在AAAS年会上,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开始前,记者都会收到“禁止提前发布”的新闻稿。这些稿件语言通俗,便于记者在发布会前了解相关信息,有针对性地提问。稿件上还附带了PIO的联系方式,假如记者有进一步的兴趣找到他们,他们便能在第一时间回复。

“没有人愿意在吃早餐的时候读一份科学论文,但是他们可能会愿意看电视或读报纸。”莱布尼茨联合会的研究人员荣格·埃尔贝克(Jörg Ehlbeck)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这篇稿子必须通过我们领导审核才能发表。”

其实,在国内,大部分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有类似的办公室和人员配置。但是,信息公开程度和沟通便捷程度还稍显欠缺。据我所知,中国的PIO们都身兼数职,不仅要组织新闻发布,还要从事党务、办公室行政等事务性工作,往往疲惫不堪。很遗憾,此次AAAS年会上也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这是不少德国科学家最现实的想法:“如果我们的知名度高了,我们寻找合作的成功率也就高了。政府在分配经费时,或多或少会受科研领域和科研机构的社会知名度的影响。”

……

无疑,在中国,科学要更流行,我们需要专业的PIO。希望下一次我再有机会参加像AAAS年会一样的国际科学盛会时,能碰见来自中国的PIO。

相较于已有稳定经费支持的年长科学家,“年轻科学家们会更注重公众参与度,或许他们知道,出去接触公众是自我市场化和提升知名度的一种方法,而这有助于获得基金。”一位长期与科学家打交道的德国记者说。

赵方是国内一名资深的科学记者,上述对话在他的日常工作中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不久前,他刚刚亲历了一场格外糟糕的采访。为采访一条重要的科研进展,赵方联系了国内某知名科研机构的信息宣传员,宣传员得到领导同意后,迅速为他安排了相关科研人员接受采访,并向他强调,稿件完成后,一定要通过研究机构的审稿程序才能发表。

《中国科学报》 (2014-02-20 第1版 要闻)

托比亚斯·迈尔(Tobias Maier)就是这样的年轻科学家之一。迈尔是位生物化学家,有着10多年科研生涯。在从事科研工作期间,他十分热衷于写科普博客。

为了保证对科学问题阐述的准确性,赵方会在不影响读者理解的情况下,请科学家帮忙把关。不过,这一次的“审稿”远没有想象中顺利。该信息宣传员分别请接受采访的科学家以及科学家的多级领导审了稿。并且,在科学家已经确认科学问题表述无误的情况下,宣传员给赵方提供了每一位领导的意见,再次强调他必须按照这些意见修改的稿件才能发表。

正因如此,如今,迈尔成为了国家科学传播研究所的一名兼职“教练”。他的学生,正是那些年轻的科学家们。

“包括哪句话应该哪位领导出来讲比较合适、是否出现某科研人员的具体名字等细节。”赵方觉得这些意见将严重影响稿件的质量,失去了科普的意义。

“我们希望让更多科学家学会更好地与公众或媒体对话。我们相信科学家可以用更加易于被理解的方式传播他们的科学目标、方法、问题和成果。”迈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出于尊重,赵方仍然主动向宣传员解释了新闻操作及科普文章写作的规律,但涉及此次采访的多名宣传员都表示“领导的决定自己也没有办法”。

2012年10月,德国国家科学传播研究所与大学合作,正式开课。“我们和不同的科研机构和大学合作,为他们的科学家讲课。”迈尔说,除了授课之外,为了让科学家更好地与公众交流,国家科学传播研究所还为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研讨会,“我们会开展写作研讨会、社交媒体研讨会等等。”

最终,赵方遵循了媒体的独立性,只听取了科学家本人的意见,保证了稿件在科学性和通俗性上有足够的传播效力。

“科学,应该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需要科学家们的共同努力。”迈尔说。

亟待提高专业能力

平台二:借助第三方“小喇叭”

AAAS下设信息发布网站EurekAlert!自 2007年开始向中国介绍科学传播的优秀工作经验。该网站为促进中国PIO事业的发展,于在2015年、2016年期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组织了四次中国科研机构PIO 培训。

今年4月,德国的科学媒介中心正式在莱茵河畔的城市——科隆成立。该机构的目标是,成为联系媒体与科学家的第三方平台。

“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科研机构渴望将研究成果推向世界的热情。”优睿科中文版编辑、内容经理麻东晓表示。不过,“多数负责媒体关系的人员以及他们的上级,还搞不太清楚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和传统意义上宣传的微妙差别”。在她看来,这阻碍了媒体和公众全面获知科研机构的成就和科学家的辛勤劳动成果。

“如果记者调研的事件恰好在您的专业领域,我们的编辑可能会与您联系。”科学媒介中心官网的“专家页”上如是写到。

正如前文所述的案例,和国外科研机构的公共信息官比起来,国内科研机构的信息宣传员颇具“中国特色”——受行政化影响较大。

该中心总编福尔克尔·施多劳茨(Volker Stollorz)是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关于如何让最合适的科学家点评最热点的话题,施多劳茨想了很多:“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科学家。”

根据记者调研,科研机构的信息宣传员大多从属于该机构的综合处或者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属管理部门,其学科背景大多为新闻、文学类。

在说到“真正的”时,施多劳茨加重了语调,“我们要让‘真正的’科学家而非伪科学家评判当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办公室工作非常繁琐,除了新闻宣传外,我还负责科技成果转化,有时还要给领导写文字材料。”国内某知名科研机构信息宣传员肖珊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目前,该中心的启动经费主要来自克劳斯·茨奇拉基金会,同时也从德国科学记者协会获得经费,除此之外,其他的资助方还来自科学界、媒体界、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和个人。

正是因为行政管理的工作架构,宣传员在科学信息的发布中普遍缺少主动性,以上级行政领导的决策为主。肖珊的日常工作便是将研究组提供的科学进展稿件贴到官网上。她坦言,有记者甚至同行专家向她反映,官网上的新闻稿太难懂。“说实在的我也不懂,也没有时间去弄懂,只能大概知道某位老师是做什么研究的。”

“但是我们不允许资助方影响我们对主题和专家的选择。来自每家资助方的经费最多不能超过总经费的5%。”施多劳茨说。

专业知识不够、对科学家的工作不够了解,更谈不上对某个学科领域的宏观把握,是国内信息宣传员普遍面临的困难。

这样的独立性也使SMC很快获得了来自科学家的理解和支持。半年里,有超过500位科学家从内容上对德国科学媒介中心给予支持,其中一半的专家与机构签订合作合同,义务接受来自科学媒介中心的采访。

对此,麻东晓建议,中国PIO仍然需要加强职业技能。例如,加强新闻发布内容的创作能力,分清楚新闻发布稿件的写作与学术论文写作之间的不同;与媒体接触,把握应对媒体之道,特别是与国际媒体接触时;从态度上要建立尽力为媒体和记者服务,但不要干扰媒体独立工作与判断的思想等等。

“未来,我们还要拓展我们的专家库,让更多科学家参与到更广泛的话题之中。”施多劳茨说。

公共信息官应该是啥样儿?

平台三:弃“研”从“普”大转身

事实上,在中国,信息宣传员的困境的确为科学信息在科研机构和公众之间高效流动提出了挑战。那么,“原版”的公共信息官应该是什么样的?

每个工作日,家住卡尔斯鲁厄的辛纳克,都会在早晨8点搭上前往斯图加特的火车。在斯图加特,他受雇于一家医学类媒体,从事医药研究领域科研进展与争议性话题。

2014年,《中国科学报》记者应邀参加了美国科学促进会在芝加哥举行的年会。全世界各地科研机构的公共信息官都前来参加了此次会议。

不过,辛纳克实际上是科研人员出身。当被问起“为什么会成为记者”,他露出了腼腆的笑容:“我喜欢每天接触不同的话题。”

中道康文来自日本东北大学原子分子材料科学高等研究机构。“公共信息官应当是沟通记者和科学家的桥梁,一方面要了解科学家的工作,一方面要与媒体保持紧密联系。”他表示。

在德国,有意愿成为专业科普人的科研人员不在少数,由此也催生出一些专门为“转型”服务的平台,“青年科学家辅导计划”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而据了解,普渡大学、芝加哥大学医学与生物学院、滑铁卢大学、费米实验室等知名科研机构专门设立了公共信息办公室。多名工作人员在这一部门工作,分工也有所不同。

从2004年起,“青年科学家辅导计划”致力于帮助有志于从事科学传播事业却又缺少媒体经验的科研人员。主修生物学的比吉特·戚勒博士(Dr. Birgit Ziller)就曾是这个计划的一名学员。

优睿科内容策划总监Brian Lin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国际上,PIO选择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项目进行推广、获得领导批准等工作方式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是,由于想要传播的诉求非常强烈,研究机构将信息透明度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了“开放式的传播”。

在研期间,戚勒对专业外的内容抱有浓厚的兴趣。为了从科研人员转行成为专业的科学传播者,2008年戚勒参加了“青年科学家辅导计划”,并获得了去黑森广播二套和《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实习的机会。

在他看来,这样的观念并非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由于许多项目由公募基金支持,研究机构和科学家都清楚,媒体对研究成果的报道是提升自己影响力的绝佳机会,也是他们获得持续资金的保障。

该项目的负责人法兰克·佐塔(Franco Zotta)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一项目从2004年持续至2011年,选拔和资助那些有志于转行做记者的科研人员,并为他们提供为期9个月的媒体实习机会。

麻东晓相信,中国PIO事业刚刚起步,但是潜力巨大。“如果有更加完善的PIO职位保障和资源支持,我们便可以期待中国科研机构在科学成果传播上获得长足而快速的进步。”

“我们的50多位年轻科研人员中,已经有三四十名成功转型为科学传播者。”佐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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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戚勒已经成为慕尼黑纳米研究中心的一名管理人员,负责为该中心创办的新闻杂志撰写稿件,并组织公众科普活动。

“科学传播可以让你深入了解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工作的灵活性比较大。”戚勒说。

在项目总结中,戚勒写到:“在这样的平台上,我遇到了和我志同道合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科学’与‘大众’的两个世界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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