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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1 21:41
樊洪业:科学院人的历史担当

请历史记住他们 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bv1946伟德入口 1钱三强 钱三强不仅为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为培养中国原子能科技队伍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钱三强简介 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生于浙江湖州,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193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α粒子与质子的碰撞》。1946年底,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1948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0年7月24日,钱三强教授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讲课。1992年6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钱三强的故事 德、智、体“三强” 1913年的中秋时节,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授的钱玄同,接到了家乡传来的儿子出生的喜讯。异常喜悦的钱玄同,给儿子取名叫“秉穹”,意思是“掌握苍穹”。不难看出,这位父亲对儿子寄予了怎样的厚望! 在小秉穹出生9个月后,钱玄同就把他和妈妈接到了北平。小秉穹果然是按照父亲的期望成长。他自幼喜欢读书,读不明白就问,四五岁时学会了很多道理和知识。一转眼,钱秉穹6岁了,他进入北京大学的子弟学校--孔德学校读书。由于钱秉穹在父亲身边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因此,孔德学校允许他直接读二年级。 孔德学校是一所注重科学和实践的新式学校,创办者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学校除抓德、智、体三育外,还强调美育与劳动,对音乐、图画、劳作课十分重视。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强、阵容整齐,老师们的水平足以胜任更高年级的教学工作。 在这样良好的学习环境里,钱秉穹奋发上进,学习十分刻苦。虽然他是跳级生,但是学习成绩一直位居前列。他热爱体育,还是运动场上的一名健将。他还结交了两个非常要好的伙伴,小兄弟之间他排行老三。一次,一个体质不如钱秉穹的同学给他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他为“三强”。这封孩子们之间互称绰号的调皮信,恰巧被钱秉穹的父亲看见了。他突发奇想:“既然我们提倡新文化,反对复古,主张中国文字朝着大众化、平民化的方向发展,为何在为子女起名的问题上囿于形式?”于是,钱玄同决定,给钱秉穹改名为“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 结缘科学 1929年,即将中学毕业的钱三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几本进步书籍,书中描写的未来中国蓝图深深地吸引了钱三强:以兰州为中心建成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设立大港……他读着读着,仿佛一个长期行走于黑暗涵洞的人终于看见了前方的光明。他朦胧中感到自己有责任响应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为这样美好的蓝图奋斗。他认为,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了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于是,他找到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好了,我以后要学工科,将来做一名机电工程师!”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开明的父亲的支持。 次年秋,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成为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员,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就在担任助理员期间,一个令人激动的机会降落在钱三强的头上,在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鼓励下,钱三强考取了到法国巴黎大学的留学机会。他将进入当时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而他的导师,就是发现人工放射性镭的约里奥·居里夫妇。 他的聪慧和实干深得居里夫妇的赞赏。居里先生选他为助手,协助改进观测原子核粒子轨迹的云雾实验室。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从查阅文献资料开始,不断研究并提出改进方案,几个月后,新的云雾实验室建成了。接着,他又创造性地制成与云雾实验室相匹配使用的自动照相机。居里先生称赞他说:“法国大学生只有考试分数,而来自中国的大学生则同时具有实际的工作能力。” 钱三强的刻苦钻研获得了居里夫妇的赞许,也赢得了同为核物理领域研究者、清华大学同班同学何泽慧的青睐。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钱三强,带着妻子一起,投入到研究中。 就在这一年,钱三强在实验室里发现了一张特殊的二裂变现象照片。以往的二裂变照片,是从一个点开始射向两边的一条直线。但这张照片在直线的中间又有一条与直线相垂直的线,呈丁字形。钱三强仔细观察这张有着细微差别的照片,他凭自己的实验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认为“这可能是从铀原子核中另外分裂出来的一颗质子的射线”,既然是二裂变,那么这现象如何解释呢? 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很快展开了全面的分析、实验和研究。这对年轻夫妇相互轮换着在实验室度过了1000多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数万次的实验、观察和分析,他们终于又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的核裂变现象,实验照片上再次出现了那根垂直的细线,这说明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这样的结论令他们欣悦异常。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3000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这种新形式的裂变现象。铀核裂变不仅可以一分为二,而且可以一分为三。经过反复实验、观测、分析,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即铀核的“三分裂”。他们把实验结果报告给了居里夫妇。居里夫妇连声称赞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在居里夫妇的支持下,钱三强向世人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此后不久,他又与夫人何泽慧一起向世人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他们将实验的成果和照片在法国科学院公报上公布,又对三裂变放射出裂片质量、动量和角度做了精确的测量和计算。一直以来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 祖国再穷,是自己的 钱三强夫妇引发了世界核物理研究领域的一次地震。1947年,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均对钱三强的实验成果做了详细报道,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很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晋升钱三强为研究导师。然而,就在周围的人以为这个中国科学家将长期留在法国工作下去的时候,钱三强和夫人毅然决定回国。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1948年初夏,钱三强向居里夫妇郑重提出回国要求。居里先生起初感到很惋惜,但是在听了钱三强的陈述之后,就立刻表示理解和赞成。他对钱三强说:“我要是你们的话,也会这样做。”同时也将当时很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钱三强,并且将一些放射性材料及放射源交给钱三强带回中国。居里夫人在跟他们惜别时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就这样,钱三强带着这些炽热的情谊和殷切的期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钱三强精神振奋,除了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外,还分别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科学院计划局局长、二机部副部长,忘我地投入原子能事业的领导和统筹工作。 然而,中国的核弹研究工作并没有那么一帆风顺。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了全部专家,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钱三强很清楚,原子弹对于中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甚至于中国的国防、中国的历史,将意味着什么。摆在面前的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再一次受到创伤。为了牢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疾风识劲草,严寒知松柏。钱三强带领原子能战线上的工作人员,精神抖擞地投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科学的伟大事业中。 人马调齐,工作配套,各方面的研制进展神速。要向研发出原子弹,必须提炼出铀235。当时,有一种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苏联人称它是“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科学家接近。“别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能搞出来”,钱三强为此组织了攻关小组,联合中科院、冶金部和复旦大学等几个研究单位,经过两年努力,终于成功研制出合格的扩散分离膜,并开始批量生产,使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紧接着,中科院计算所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计算机--109丙机,正是这台计算机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内爆分析和计算工作。 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茹云,中国成功研制出原子弹的消息随着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起初,有些外国人还不以为然,以为只不过是一个低水平的玩意儿,直到他们对大气中的漂浮物进行分析后,才感到震惊。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独立研制出原子弹令美苏等大国均对中国刮目相看。 遮盖在中国大地上的乌云吹散了,钱三强紧锁的眉头却没有解开。他带领着技术队伍,再一次投入到研制氢弹的工作中。“曾经以为最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是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服的‘黄金时代’”。仅仅2年零8个月以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如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中国就不能称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这样的目标下,钱三强一生脚踏实地、艰苦攻坚,创造了世界导弹研究领域奇迹,为共和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最终成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也实现了他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听众朋友,我是央广记者王锐涛,今天我们邀请军史专家董保存继续为您讲述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

■樊洪业

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彭桓武,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理论物理和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以及第一艘核潜艇的理论设计工作中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在中国科学院院徽上,有6块晶体象征着数、理、化、天、地、生6大基础学科,中间的齿轮象征着多学科的配合与互动,形成了中科院的综合优势。按我个人对65年国史和院史的理解,中科院的社会角色定位应是国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这里,自然科学包括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

编者按: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1956年至1967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张劲夫同志组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86岁的张劲夫同志最近郑重地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在他的这篇回忆文章中,不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的历史场景,更有中国科学家的英雄群像,他们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请历史永远记住他们!

董保存:“说到彭桓武院士,人们都会用四个字来评价——赤子之心。为什么说彭桓武有赤子之心呢?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1931年,他通过自学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23岁的彭桓武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他的老师玻恩教授是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教授和爱因斯坦有着几十年的友谊,经常通信。玻恩曾在信中向爱因斯坦这样称赞他的爱徒:‘中国人彭桓武尤其聪明能干,他总是懂得比别人多,懂得比别人快。’同时玻恩教授还将彭桓武推荐到了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所,师从著名教授薛定谔。

中科院的组织结构是以学科为本位的,科学院人应特别具有自己的学科意识和专业立场。中科院的办院方针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加强原始科学创新,加强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不断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创新贡献”。这个方针与国家的“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完全吻合。它成为凝聚全体科学院人的组织目标,沉淀着求真至上、人才为本、战略关怀和协同精神的组织文化,也宣示着几十年来科学院人的历史担当。

毛泽东确立积极防御战略

玻恩和薛定谔二位教授对彭桓武的评价很高,他们认为这个年轻人理解能力超群,学习了很多知识。但彭桓武却曾和二位导师笑称:‘你们只是说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具备一些能力,但是我这个人在人情方面的知识还不如一个中学生呢’。”

在世界史上,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进程中,诞生了国家科学院这类组织机构。进入20世纪,中国科学事业的先驱者在探索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确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以中央研究院为主导的体制模式。中国科学院继承了民国时期的科学遗产,打造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组织基础,凝聚了包括几代科学精英和上世纪50年代海归在内的科研队伍。1955年6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后,形成了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与综合研究中心相复合的特殊组织模式。

1956年初至1967年1月,我在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和副院长。早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毛主席决定,为了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弹。我们不首先进攻别人,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研制原子弹,当时总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靠自己研制,同时,要争取外援。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想争取苏联给我们一些援助。但这是争取援助,而不是搞合作、搞共有。也就是说,搞原子弹的科研单位、工厂、各种设备与技术都是中国自己的。我理解这就是中央当时搞原子弹的方针,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确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在国外留学期间,彭桓武在理论物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得到了著名物理学家玻恩等人的高度赞扬。彭桓武在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

在面对核讹诈的国际环境中,为了长远的国家安全,毛泽东主席在1955年初作出了“要搞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要搞原子弹,就必须依靠科学家。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要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同年3月起,以学部为基础,集中了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采取“任务带学科”的原则,对各部门的规划进行综合,8月下旬完成编制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由政治领袖与科学精英合作产生的一部杰作。以它为蓝图,政治家提出的强国目标与科学家的报国理想高度耦合,中国科学院也因此进入了“文革”前的“黄金十年”。

科学院接受党中央下达的任务

“我数学方面的知识都是玻恩老师传承下来的,他有一个私人的图书柜,我可以随便看。我在英国学的是德国哥廷根学派,那是数学老祖宗,几代名师都在那儿,所以我的数学在那里学的比较高深。”

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定的57项重要任务中,以科学院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的有8项,以科学院作为“联合负责单位”的有15项,另有科学院作为“主要协作单位”参加的有27项,三项合并占总项数的87.7%。

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原子弹和氢弹是二机部负责,导弹是国防部五院负责。毛主席对原子弹研制有一个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国科学院就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大力协同”和“三家拧成一股绳”的精神,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包括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等。至于人造卫星,则从构思到建议,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提出,先后两次上马(1958年、1965年)。经以周总理为主任、罗瑞卿为秘书长,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后,在国防科委的统一组织下,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整个系统的技术抓总,并负责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科学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

董保存:“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研究理论攻关的过程中,彭桓武对数学、物理方面的超常记忆力让很多同事感到惊叹,他可以随手在小黑板上写出一长串的公式来。彭桓武80多岁的时候,还可以毫厘不差地背诵物理学中那些特别繁杂的公式,令很多年轻人叹为观止。

通过实施十二年规划,我国建成了自己的现代科技体系,中科院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战略资源。

科学院对党中央下达的“两弹一星”任务非常重视,党组决定由我负责,并由裴丽生副院长具体抓“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安排落实。

1947年,他到比利时参加会议时,绕道法国巴黎看望了钱三强和何泽慧两位科学家。他们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同学,后来也都成为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在巴黎重逢,他们聊到了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的事情,彭桓武和钱三强两人相约,一定要想办法回到祖国,为祖国做些事情。

当年担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同志,在后来的“揭密”文章中说: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占到全院科研人员的三分之二。中科院为配合二机部搞原子弹和氢弹,把以钱三强为所长的整个研究所交给了二机部。为了配合国防部五院搞导弹,把钱学森所长等大批科研骨干调了过去。科学院与二机部、五院“三家拧成一股绳”,承担了“两弹”攻关中一系列任务,包括理论分析、科学实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各种新型材料、元件和仪器设备。至于人造卫星,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构思到建议皆由中科院提出,并为此组建了“651设计院”。后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下,由中科院负责整个系统的技术抓总并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中科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至1968年组建七机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时,该院三分之二的科研人员来自中科院的“651设计院”。)

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口:一个是计划局,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技术局,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2/3。谷羽是新技术局局长,宋政是副局长,陆绶观是处长,帮助谷羽工作。那时,新技术局除了项目所需的经费、器材优先得到保证以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可以安排到各产业部门协助加工制造。我们的研究室、实验基地用的非标准设备,由科学院研究所设计,由各有关产业部门按时制成,保证质量。由国防科委统一管这方面的工作,派军代表驻厂监督,提出设计的研究所也可以派员驻厂监督。

为了回国,彭桓武想尽一切办法,终于搭上了一艘英国的运兵船,找到一个舱位,几经颠簸流离,终于回到了祖国。很多年以后,有人问彭桓武:‘当时你在英国的学术地位那么高,成为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坚定地选择回国呢?’他回答说:‘一个中国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学成回国是每一个海外学子应该做的’。”

中科院建院后不久,即决定选择中关村为“永久院址”。1953年年底,新中国的第一座科学实验大楼在中关村落成,然后由钱三强率本所人员进入而成为中国核科学的摇篮(后称“原子能楼”)。1957年以后,在实施十二年规划的进程中,随着配合“两弹”攻关,开创人造卫星事业,落实四大紧急措施(计算机、半导体、电子学、自动化)的前进步伐,迅速扩展为略具规模的中关村科学城。斯地之崛起,实可视为共和国科学事业之缩影。至改革开放时期,有“中关村科技园区”之兴,虽已超出中科院的范围,但已演化为高科技图腾的“中关村”三字,恰成为科学院人历史担当的辉煌印记。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新中国成立后,彭桓武将研究方向逐步转到原子能及核武器的研究,并把主要精力放在青年干部培养、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上,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反应堆理论研究人员。谈到从事核武器研究时的初心,彭桓武在一次采访中说,研制核武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建院65年来,除“两弹一星”外,科学院人在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在以科研成果服务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特别有必要提及不同于“两弹一星”的另一大类贡献,虽不那么惊天动地,却可说是经天纬地。

我们搞原子弹,怎样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咱们并不是主张核武器,我那个诗里面不是讲的嘛,‘科学为人民幸福,核能促世界和平,忠心遵照党领导,服务竭诚终此生’。”

列在十二年规划中的前几项重要任务,是编制“中国自然区划与经济区划”,对藏、新、青、甘、蒙等地区的综合考察,对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和全国重要河流水利资源的综合考察,并要在考察基础上研究提出开发方案。中科院生物学、地学方面的大批科研力量投入了这一战场,竺可桢副院长在其中发挥了最为突出的作用。他亲自筹划建立了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并兼任主任,与各方协调,组织了一系列考察队。他在70岁前后,以年迈之躯奔波在大河流域、西部高原和北漠南疆,足迹遍及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区,在全国布置了略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和考察台站网络,并直接促进了在冰川、冻土、沙漠和青藏高原综合研究等许多新兴研究领域的拓荒与耕耘。

自力更生为主,就是主要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开展科研。当时研究核科学与核技术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些分散在中国科学院的20多个研究所和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争取外援为辅,主要是苏联答应帮助我们在北京建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全部归我们管。此外,在另一个地方建一个浓缩铀工厂。

董保存:“彭桓武回国后,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原子弹事业刚刚起步,中央决定调彭桓武到当时的二机部,北京的九所,接替撤走的苏联专家,负责核武器的物理研究工作。从那时起,彭桓武长期从事理论物理基础和应用研究,先后在中国开展了原子核、钢锭快速加热工艺、反应堆理论和工程设计以及临界安全等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非常专业。概括地说,他对中国的原子能科学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对中国第一代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和理论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这些贡献都是默默无闻做出的,他是一个幕后英雄,直至今日你很难找到彭桓武先生在这个领域的故事。

继任综考会主任并后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孙鸿烈先生指出:我国区域综合考察和自然资源的综合研究事业,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特别是为当前着力进行的西部地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告慰竺老的是,这一事业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它不仅在区域尺度上,而且在国家尺度和典型地域3个层次上,为探讨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作出自身的贡献,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铀235。一天,毛主席找到地质学家李四光,他当时是地质部部长,也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主席问:“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份只含千分之几。”要从矿石里把这千分之几的铀提出来,再浓缩成为原子弹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要搞浓缩铀工厂。

在研究原子弹期间,彭桓武就开始琢磨氢弹的相关理论。也正是在彭桓武的指导培养下,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氢弹试验很快取得了圆满成功。”

1988年,中国科学院创建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确定了生态系统监测、研究与示范3项核心任务,制定了统一的观测指标体系和试验研究仪器设备,实现了由各个生态站分散观测研究到联网观测研究的飞跃。分布在全国不同区域、分别由中国科学院21个研究所管理的42个生态系统研究站,包括了农田、森林、草原、荒漠、沼泽、湖泊、海洋、城市等生态系统类型。该研究网络率先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研究和跨站联网研究,实现了生态学研究走向国际前沿的跨越发展。它在我国粮食主产区和脆弱生态区,研发了高效生态农业、草地保护利用、水土保持、沙漠化防控、退化湖泊治理等56项技术模式,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关键技术和优化模式,为我国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和载体。

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我到科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拜访我。因为搞原子弹,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把这个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由于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繁重,科研力量不够,于是对任务作了分解,除了原子能所承担较大一块任务外,很多重要任务还要由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来承担。原子能所整建制转到二机部后,骨干力量还不够,还要科学院支持,我们又从其他所调给他们一批科技骨干。

在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相继研发成功后,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彭桓武却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功劳归功于集体,并总结提出了“搞大科学工程一定要依靠集体智慧”的观点。

在建院6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我有幸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与青年朋友共同畅叙科学院人的光荣与梦想,心中有无限感慨。我早上走到老中关村的东口处,仰望着庄严的学术会堂,仰望着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位世界科学伟人的雕像,想起了钱玄同先生当年给他儿子钱三强“从牛到爱”的题字。钱老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从牛到爱”,寄寓着前辈对后辈的梦想。钱三强先生为了这个梦想贡献了他的一生,堪称“两弹一星”元勋第一人,是科学院人的骄傲。

宋大哥光顾寒舍,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我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我做的事比他们都少得多,‘两弹一星’主要组织人是钱三强,实际受苦受难比较多的是王淦昌,我只能拿笔杆子在纸上,独立地去看他们的工作做的对不对。”

青年朋友们:一代一代科学家开拓与创造了今天的科学事业,而缅怀前贤的最好纪念,就是从他们的肩上接下这份历史担当。历史是个长长的画卷,你们已走进画卷之中,衷心期望和祝福你们在这画卷中留下深深的足迹。

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

董保存:“当时彭桓武和十个科学家获得了原子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按照国家规定,这项奖章应该授予名单中排名第一的获奖者。当同事们把这个奖章送到彭桓武家里的时候,彭桓武坚决拒绝。他说:‘这是大伙一起干的,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该由我独享。’大家就反复劝说:‘这是按照规定来的,你排第一个,就应该首先给你。’彭桓武说:‘奖章我收下了,现在这枚奖章已经归我所有,我有权来处理它,请你们把它带回去,就放在研究所,献给所有为我们这项事业贡献过力量的人吧。’就在这一天,他提笔写下14个字:‘集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从此以后,每当有人提起彭桓武在 “两弹一星”研究中作出的突出贡献时,他总会非常严肃地说,那都是大伙儿一起干出来的。

(作者系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报见习记者王珊根据“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知识竞赛专题报告会整理)

科学院原子能所1956年建在中关村,是当时中关村建筑最好的楼。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以后,由苏联援助建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原子能所分为两部分,大部分人迁到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当时科学院搞原子能的有两个姓杨的科学家: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为了区别,我们叫他们“法杨”、“英杨”。“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还有从大学调去的化学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机部。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讲讲彭桓武留下的那份遗嘱。2007年2月28日彭桓武病逝,他在遗嘱中写明,要把遗体捐献给医院进行医学研究,把自己积蓄的50万元钱捐献给中科院物理理论研究所。在这份彭桓武亲笔签字、令人动容的遗嘱中,他写道:‘丧仪从简,不举行任何会,骨灰不存任何公墓,由遗嘱执行人按遗嘱归返自然。两弹一星金质奖章赠给国家一级的军事博物馆,书赠送理论所图书馆。’面对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作为后人,我们应该永远向他学习,学习他的赤子之心,学习他的精神,为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科学报》 (2014-10-23 第1版 要闻)更多阅读“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院史知识竞赛在京启动

宋任穷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了。三强没调二机部以前,当过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长。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他是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

我说:“三强,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想从科学院调些人去,怕我们不重视,不愿意给人。我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支持你,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四项紧急措施’是为你服务的啊!”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我懂了。”钱三强说:“我还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我问:“哪几个人?”他说,我还要更多的人。因为还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搞设计。另外,还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仪器要大大加强,才能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三强说:“我想调李林。”李林当时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电子显微镜。我说李林我可以给你,我另外培养搞电子显微镜的,先为你服务。问题是我还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不然夫妻俩分开,不好嘛。三强又要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同志去,后来,稼先同志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科学院的院刊编辑汪容到原子能所理论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理论研究,又将王承书调到二机部,她工作很出色,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三强说,我还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我也同意他带一批人去了。张沛霖的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氟化铀原来是气体。要把它变成反应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沈阳金属所承担的;张沛霖对金属锆有研究,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当时对三强说,你有任务尽量让我们各所承担。这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都请三强同志和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专门到各个所一项一项地检查二机部研究工作的落实情况。

三强后来又找我说,科研任务还需要很多仪器,特别是光学仪器,例如高速摄影,还要调科学院的一些人去。我说这个问题要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长。后来决定让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分所,主要为二机部的工作服务。因为二机部好多工作单位在西北一带,要什么仪器,提出来让西安光机所研究制造,比较方便。后来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起的作用很大。三强提出的要求,我们科学院几乎全部答应了。

攻克“三大技术难关”

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铀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所都由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所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化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生。我对三强说,科学院几个化学所承担你的任务,让哪个所承担什么任务你提出来,我们都选最好的人为你做工作。

当时上海有机所只有研究力量没有生产力量,不能够提供产品。我到科学院以后,让各所建立小工厂,上海市委还送给我们若干小厂,给研究所当实验工厂。而且,还选最好的老师傅。我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厂就停顿了。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第一是氟油。科学院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其它所配合,终于研究出来自己的氟油,并把上海一个小厂要了过来。这个厂有个工人当厂长叫杨庆年,很能干。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制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厂生产,保证了供应。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也有贡献。当时,石油部还不能生产一些特种油品和石化产品,就靠上海有机所生产。氟油我们自己能够供应,浓缩铀厂的机器就又能运转了。当时边伯明当所党委书记,人不错,很开明。

第二是“真空阀门”。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235浓缩起来。“真空阀门”的外援也断了。科学院的上海冶金陶瓷所,当时已经分成两个所:一个是冶金所,吴自良任副所长;一个是把陶瓷研究部分改为硅酸盐所,严东生任所长。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最强的科学家李薰、师昌绪,再有张沛霖副所长。我们科学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已经先开展研究。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结果这个关攻破了!攻克这个项目,除科学院金属所、冶金所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有条件的工厂等。这样,我们的浓缩铀厂才能生产。这时宋任穷调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开展了研究,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要高能炸药。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到甘肃建立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主要有于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药,才能做高能的引爆。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带着一些人支援。还有五机部的一个所,也去人参加。他们合作又把高能炸药研制出来了。

最后,是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观测,主要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承担的任务,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个类型的15项测量技术方案,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仪器,各所派技术骨干到现场参加核爆试验,全部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有其他所,在现场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其他部门也参加做试验,但大部分现场实验和观测是科学院完成的。

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当然,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二机部是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原子能所和提到的几位专家外,还有从高等院校调去的朱光亚、周光召等专家,他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我当时说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我们科学院早在1958年8月1日就研制成功第一台计算机。要我去讲话,我给它一个提法,叫做“有了”――“中国有了计算机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嘛。接着,我们研制第二台,1959年9月,104机出来了,也是电子管的,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再过一段,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

三强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特别怀念他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比如说要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担任务,你选什么任务,他能提出题目来,请你承担,他懂,他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做研究工作,发现过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组织能力也比较强。他人很直爽,有意见就提。

此外,原子弹爆炸试验数据的采集,科学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个试验主要是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可以试验它的破坏力。中国科学院有好多所,都派人参加试验了。

钱学森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还有郭永怀、林家翘都是冯?卡门最优秀的学生。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建立,是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我们成立力学所,请他当所长,后来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参加了12年科学规划工作,担任综合组组长,作过一个很精彩的关于核聚变问题的学术报告,为科学规划的制定出了许多好主意,特别是他亲自起草和制定的关于火箭喷气技术的建立,实际就是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我看了很受鼓舞。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欣然挥毫,题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天际游。”

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了好多优秀科学家。我们在中关村建起了力学所大楼。因为空气动力学要搞风洞实验,中央拨出500吨钢板供力学所建风洞。

当时,陈赓大将担任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这个建议送到中央以后,周总理很重视。当时,彭德怀当国防部长,周总理让他邀请在北京的几位元帅,对钱学森搞导弹的建议进行讨论。周总理的工作方法很好,请元帅们提意见,所有参加讨论的元帅都赞成。很快,中央决定我们国家要搞导弹。这时就正式在国防部下面成立第五院,把钱学森调去当国防部五院院长。另外做组织工作的,再调总参通讯部部长王诤同志当副院长,调刘有光当政委。

中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导弹。从各方面调人,主要是从科学院调,许多重要研制任务也要科学院来承担。当时,导弹研制也是按照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办。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面,立脚点还是我们自己干。

那时,搞导弹是以五院为主负责研制。他们建立了若干相应研制机构。要从各方面调人,主要从科学院调一批科学家去。当时,我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参与五院搞;另一方面,科学院自己也搞。我们科学院搞探路工作,先走一步,为五院服务。我这个建议聂帅同意了。科学院自己也搞导弹研究,因为当时人才主要的在科学院,我们除了调走一些骨干到五院以外,科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很多,综合能力很强。因此,中国决定搞导弹是两条腿:一个是五院,这是主管部门专门干这个事,国家大力支持;一个是科学院,也搞研究,搞探索工作,也有实验基地。

在中央决定搞导弹之后,钱学森的师弟郭永怀,在面对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他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为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制造的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他的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郭永怀教授带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带着非凡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携全家回到了祖国。中央很重视,毛主席亲自接见他。科学院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力学所副所长。

发射导弹,需要有发射基地。钱学森提出,搞导弹主要看你火箭用什么燃料,火箭的燃料很重要。钱学森说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学院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开发自己的高能燃料上,这样火箭才能做得大,射得远。

每一种高能燃料研制出来后都要试烧,要试车,火箭的发动机、尾巴的喷管均要试验。我和钱学森商定,让科学院力学所承担这个任务,需要选一个实验基地,当时民航局给了我们一架专机,在北京上空转了几圈,我和钱学森坐在飞机上往下看,看了几遍就选定京郊山区的一片林地里面,成立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负责。林鸿荪是钱学森在美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回国到力学所工作。另外,让化学所与他们配套,也成立了化学所二部,主要研制高能燃料。同时科学院还有好几个研究所也研究高能燃料,特别是大连化学物理所,是搞石油煤炭研究的,业务上比较接近,过去叫石油研究所。另外,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这些所都接受了任务,研究开发中国的高能燃料。上海和大连在山区也搞了实验基地。因为钱学森、郭永怀他们有这方面的专长,实验基地的主要实验方向是先试验液氧,要把氧气变成液体,它需要低温。科学院在中关村建立了一座气体站,可以集中相当数量的氧气、氢气。既供应民用,也供应科研使用。科学院物理所洪朝生负责的低温实验室,专门研究低温,把温度降低,氧气就变成液体燃料了。首先用液氧,需把温度降到零下180摄氏度左右。但推力大的是液氢,可制成液氢的难度就大了。需要把温度降到零下250多摄氏度左右,氢气才能液化。而且,氢气还容易爆炸。

科学院主要任务是搞高能燃料的。当时,各方面的协作关系都很好。有的燃料毒性很大,我们每次实验都要请防化兵,带着防毒工具,把工作人员都武装起来。高能燃料是导弹一个关键所在。科学院当时承担的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高能燃料的研究开发,提供给五院。

新的高能燃料研制成功之后,五院先用这个燃料设计发动机。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主持,在山区基地建成了两个不同量级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做了100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以后,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数据转交给七机部。这一重大成果对他们研制远程火箭起了很大作用。林鸿荪研究员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林鸿荪他们每次燃料试验都有仪器测试、记录,有数据,提供设计单位设计。我们主要靠自己,我国第一枚导弹就在1960年搞成了!

1960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的发射成功,也凝结着工程兵的功劳。工程兵派出4万工兵,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西北的沙漠里建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发射基地,基地通火车,里边还有飞机场。这是要花很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发射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聂荣臻元帅身体不好,是坐火车去的;我和张爱萍是坐飞机去的。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看第一枚导弹发射情况。这是比较近距离的导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张爱萍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拥抱钱学森。它的意义正如聂荣臻元帅在祝词中所说的,我国第一枚导弹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射成功,开创了我军武器装备的新纪元!

我国第一枚导弹的射程太短,更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氢弹。钱学森又提出,一定要进一步地搞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力、速度。新的高能燃料主要是液氢,它的推力大,导弹的温度相对也高了,这就需要科学院再研究耐高温的材料。远程导弹分成几级,自动控制问题也必须解决好,科学院又为此成立了自动化研究所。火箭里面还要有小型计算机,叫弹上微型计算机,用来控制那一节火箭什么时候脱离开来。要研制小型的计算机,任务交给刚回国的年轻科学家黄敞负责,他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我们要搞第三代计算机,他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然后到大后方去。后方选点是计算机所所长阎沛霖去的,选在陕西省的一个山沟里,建立起计算机研究基地。我们把大规模的研究力量派到那边去。罗瑞卿同志亲自确定导弹里面的小计算机由科学院研制。

导弹方面,科学院主要配合研制出高能燃料,液氧和液氢以及固体高能燃料,研制出耐高温材料。首先进行小型实验,取得科研成果后,提供给五院。科学院协助五院研制和解决了导弹上的自动控制问题。我们电子所搞了远程雷达。导弹发射场的光学仪器,不仅要能跟踪导弹到高空,而且能快速摄影,把发射过程都拍摄下来。这一任务,主要是由长春光机所负责。另外,导弹通过地球表面的空气层要燃烧起来,所以整个弹体,包括弹头都要有高温材料。发射的几节火箭,到了一定时候要脱开,把烧完的那节丢掉。总之,研制导弹还有好多问题,要科学院各个所分工承担协同解决。另外科学院自己也在搞试验,做高温材料、高能燃料,尽量让导弹推力大一点,发射得远一点。

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科学院也搞火箭。科学院先搞了一个气象火箭,研究气象问题,我们有好几个研究所配合搞气象卫星。另外中央专委下达任务让研究超低空导弹,这种导弹正在试验并取得重大进展时“文革”开始,科学院的这部分宝贵技术资料包括实物全部交给了三机部。

为了自己搞导弹,科学院建立了好几个基地,主要基地在上海。高温材料有的用化学材料,有几个所搞出来了。化学材料耐高温,也得用试车台,通过试验取得数据。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只能搞简易的。在某地建了发射基地,可以试验发射气象火箭。这时候科学院吸收了一批解放军到期要退役的技术兵、雷达兵、坦克兵,参加发射基地、试车台基地、试验基地和工厂的建设。我们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最好的科学仪器厂,在上海也成立了科学仪器厂。

后来,为了加强五院的力量,科学院继钱学森所长到五院之后,又让怀柔力学所二部的一部分人去加强五院,还从其他所调一些人去。以后,五院改成七机部。科学院为了搞小型火箭,我们和上海市委合作,还在上海成立了机电设计院,专家是王希季、杨南生,从北京科仪厂去了一个厂长。另外,上海市委动员了好多工程师到我们设计院,主要靠上海的力量,在上海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厂,生产超低空火箭、气象火箭。上海有机电设计院设计,有试车台基地,有生产基地,有重要研究所,有好多工厂,可以把特殊产品生产出来。

北京科学仪器厂配备了200名大学生,可以生产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仪,许多相当先进的科学仪器我们都能够自己生产出来,武装我们各研究所,还供应国内其他一些单位,水平很高。科学院参加导弹研制工作的好多单位配合五院,也调了一些人接受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研制任务。科学院尽量搞些新的,探一些新路子,供五院、后来是七机部采用,为他们自力更生发展导弹技术创造条件。

1965年我国第二颗原子弹试爆是用飞机载着投的,但最终要靠导弹发射原子弹。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两弹结合的问题,在导弹上装原子弹,特别是氢弹头。这项工作很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高能炸药,就是弹头不能太重了,太重就发射不远。要发射得远,弹头要有重量最高限度。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专门建立了一个分所,与五机部一个所协作,专门研究高能炸药。经过不断的地面试验,最后把高能炸药的关攻破了,能够使我们的导弹带上原子弹、氢弹,发射得很远很远,成为战略火箭,就是带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当然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探索,一步一步研究,一步一步开发成功。关于导弹,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钱学森得到了保护,总起来讲发展得比较好一些。郭永怀带着力学所二部到国防部门,对发展我国的军事高技术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后来,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因公牺牲,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特别是国防高技术界的重大损失。郭永怀同志是一位很好的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与人造卫星

中国要搞人造卫星,是科学院首先提出来的。1958年就有科学家提出:“上天、入地、下海”。入地就是要向地球的深层次挖掘,开发新的资源。下海就是利用海洋资源,以及用科学方法加强我国海防。汪德昭是声纳发明者法国郎之万的学生,就对加强海防提出了建议。他在核爆炸次声测试方面也有贡献。那个时候我们的声学研究由电子所马大猷先生带领的声学室在搞。电子所所长顾德欢原来是浙江省副省长,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要求到科学院来。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走在了美国之前。美国人把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天,宣布为国耻日。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比较积极,其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他对科学院提出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

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把科学家这个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党中央全会,我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科学院也不能一家独办,我们组织各方面协作,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当时为了搞卫星,又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这个地方是12年科学规划提出“四项紧急措施”时,周总理特批给我们的,后来力学所大楼和其他研究所大楼建成了,那个房子就空出来了。我们又在那里成立了581设计院。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基地,造成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地面模拟设备里边试验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实验。再加上卫星本身,搞什么仪器等。我记得第一个方案,计划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发射。

三年经济困难发射计划延期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后来,推迟到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以前管“两弹”的中央专委,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负责卫星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星在天空转的时候能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由科学院承担,卫星本身主要是科学院研制的。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在真空条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当时我们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仪厂。他们能做好多东西。我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三年困难过后,我们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讯,这些工作都有重大进展。可是,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完成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交给国防部门了,具体交给了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实际上是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要把这个历史说清楚,这是科学院那么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别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很多技术工人,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埋没!

三年经济困难过后,正是在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进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陈伯达伙同“四人帮”夺了我的权。在那场内乱中,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和机构并入了国防部门。中国科技大学搬到合肥去,原来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结果大学搬走,不好“结合”了。一些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如赵九章先生,力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林鸿荪,院政策局局长汪志华等,都受到残酷迫害。十分令人痛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科学院的贡献会更大,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会更快、更好。

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批我印象很深的科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是很重要的贡献。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物理学家彭桓武、朱洪元,科学院的数学家关肇直和冯康,红外物理专家汤定元、匡定波,王大珩的大弟子、光学专家唐九华,上海有机所的黄维垣,我国计算技术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所的王正,钱学森的大弟子、力学所的郑哲敏,卫星总体组负责人、地球物理所的钱骥,电子所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到国防科委当了科技部副主任的陈芳允,力学所的闵桂荣,后来当了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工程力学所的刘恢先、长沙矿冶所的周行建、高能所的陆祖荫,自动化所的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等。

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必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我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北京1999年5月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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