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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巴经济走廊山地灾害联合调查工作完成,防灾

2019-07-31 17:05

5月10日晚9点,接到记者电话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崔鹏刚刚在山地所为国科大前沿与交叉学科春季学校的国际学生上完“一带一路”国家防灾减灾课程,并连夜从成都赶到北京,为第二天的会议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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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至5月16日,应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Sarfraz Ali邀请,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科研团队在中科院科技服务网络计划“中巴经济走廊自然灾害风险评估与减灾对策”项目的支持下,与巴方组成联合考察组顺利完成中巴经济走廊山地灾害联合调查与研究工作。联合考察组由成都山地所、西南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及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的11位科研人员组成,并分为泥石流组和滑坡组开展野外工作。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50年:再聚创新力奔向主战场

“虽然课程到12号才结束,但从目前反馈来看,效果不错,学生们的兴致很高。”崔鹏高兴地说。

芦山地震后,崔鹏在灾区勘察。

联合考察组在对去年11月中巴联合考察工作进行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顺利完成了吉尔吉特到红其拉甫(Khunjerab)的冰川、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等地质灾害野外调查,系统了解中巴喀喇昆仑公路全线山地灾害的成因与类型、灾害分布规律与演化发展趋势、活动特征与危害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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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中科院对“一带一路”相关科学研究进行布局后,崔鹏所负责的“‘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防控国际研究计划”推进得有声有色,这其中便包括人才培养工作。

不爱谈个人,只想讲团队。不愿回顾过去的成绩,只想提研究的进展。话危险,他觉得太矫情。聊辛苦,他说大家都一样。戴着一顶安全帽就扎进了灾区,日日夜夜和泥石流打交道,一眨眼就是30年。

通过野外调查和现场交流,为下一步开展山地灾害风险防范与灾害治理以及工程选线设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进一步深化双方科技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成都山地所与中铁二院在川藏铁路沿线开展联合野外科学考察

除了即将结课的春季学校课程,崔鹏还在国科大等单位的支持下,开始招收“一带一路”防灾减灾方向的研究生。

他是崔鹏,中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长期从事泥石流研究,为我国的泥石流灾害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考察结束后,双方人员还就野外考察的基本认识和体会进行了交流,对未来的合作研究计划、青年科技人员的互访交流等作了进一步的沟通。中科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苏立君还为巴基斯坦高级地质工程培训班作了Characteristics of earthquake induced landslides的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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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学生很多,希望今年开个好头,如果需求较强,学生水平也比较高的话,通过今年的尝试,希望为明年更好地发展打下基础。”崔鹏说。

看到滚石伤人他心里特别难受

巴方对成都山地所大力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防灾减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将积极配合项目研究,共同产出重大创新成果,服务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崔鹏院士等在中巴公路改扩建工程现场处置堰塞湖灾害

2016年,崔鹏所负责的国际研究计划立项后,通过学术会议的方式,已经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科学机构和科学家建立了联系。而今年,陆续推进的实质性工作让他变得更加繁忙。

崔鹏太忙了。60岁的他不是在会场奔波,就是在野外考察。这位清瘦的老人一提起泥石流,就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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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家科研机构决定向“改革”要发展动力的时候,必然要经历一个“重新审视、痛定思痛”的艰难历程。

“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也重点支持中巴经济走廊的专项研究,我们现在有十多个研究人员正在中巴经济走廊区域开展野外考察。”崔鹏说,现在仅中巴经济走廊风险评估工作已经组织起了由中科院山地所、西北院、生地所、岩土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等5个研究所,巴基斯坦4所大学、一个研究中心以及气象局与地质调查局40多位科学家组成的联合研究组,就中巴经济走廊的自然灾害及其风险开展协同攻关。

他最近全身心地扑在了“一带一路”减灾计划上。由他牵头的“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防范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经济欠发达,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薄弱。但是在互联互通的公路铁路、油气管线、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中,防灾减灾至关重要。”崔鹏说,除了帮助这些国家防范泥石流、滑坡等灾害,他们还主要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做好服务,为工程安全提供科技服务。

野外现场讨论

他需要再次回答“什么是特色”、“主战场在哪里”、“需求如何带动学科发展”等一系列核心问题,并得让这些答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范围广,不同地区所面临的环境和灾害特征也各有不同,这些地区减灾研究基础相对薄弱,需要分区域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崔鹏告诉记者,目前在我国“一带一路”先行先试区中巴经济走廊,他和山地所副所长陈晓清所带领的团队正在开展灾害风险评估研究。野外考察、数据分析等涉及当地灾害风险的评估与研究工作开展得紧锣密鼓。

他和泥石流“结缘”很早。由于本科时偶然聆听了中科院山地所唐邦兴老师的报告,他对泥石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易发多发,总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真正解决实际的问题。”他毅然报考了唐老师的研究生,并于1990年成为中国第一位泥石流专业博士。出国深造学成后,面对更优渥的条件,他选择了回国。“学习国际前沿的山地知识越多,我就越感觉应该回来,为深受山地灾害威胁和危害的山区老百姓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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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改革先行者,在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所推进的研究所分类改革中,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以下简称成都山地所)凝练“特色”的过程也是如此。

除了与一线的科学家保持紧密联系,了解现场考察情况之外,崔鹏还在为“一带一路”减灾防灾的学术会议奔忙,其中便包括7月中旬即将在伊斯兰堡召开的“‘一带一路’减灾防灾暨中巴经济走廊减灾防灾学术研讨会”。

近30年来,他一直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的研究,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泥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还开创了一些学科的新生长点。同时,崔鹏还将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结合防灾减灾的实际,带领团队研发出系列专利技术,形成全流域过程调控的泥石流灾害防治技术体系,在泥石流的物理过程和防治技术方面做出了系统性和创新性的学术成就。

苏立君作学术报告

以学科积累为根基,以山地灾害研究为特色,以山区重大工程安全和生态保障为己任,并能够提供科技支撑和系统的解决方案。

虽然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但谈到前景乐观的“一带一路”防灾减灾人才培养,谈到日益落实的“一带一路”防灾减灾科学研究,谈到即将召开的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安排,崔鹏语气中透出对研究计划的无限期待。

“看到山坡上的滚石砸下来伤到人,我心里特别难受。”崔鹏说,他们不一定能从废墟救出多少人,但可以对地质地貌条件进行分析,做出预警,让更多人避免遭受山地灾害。在汶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的救灾中,崔鹏的团队都参与了次生山地灾害防治工作,为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科学依据。

这些就是他“不可替代性”的具体体现。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这次在我国召开的‘一带一路’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超过预期的效果,除了经贸方面之外,科技合作也一定会取得新突破。”崔鹏最后告诉记者。

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到现场

一条铁路与“一个链条”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7-05-15 第2版 专题)

“山地灾害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不能只写论文。”崔鹏说,国家真正遇到问题时,如果拿不出解决办法,科研工作者是于心有愧的。现实中减灾最需要的东西,往往也是科研上最亟须解决的前沿科学问题。

11月末的成都,几乎都是大段大段的阴天,空气也很湿冷。在拥挤而略显凌乱的办公室里,刚刚卸任所长职务的邓伟研究员,喝着咖啡,向记者讲述着川藏线上科技人员攻坚克难的故事。

崔鹏认为,在认识过程机理的基础上,必须要不断研发减灾防灾的新方法新技术,并在实际工作中去验证。实践验证中出现的新情况,又能为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提出新课题,基础研究的新进展又支撑方法和技术的持续改进。“不断进行‘理论—技术方法—应用验证’的螺旋式发展,才能使学科发展和国家减灾工作有机协同。”

2011年,原中科院科发局副局长冯仁国与邓伟所长等人一起行走川藏线,边考察边讨论,谋划着为这条世界上最为复杂的铁路建设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

“灾害发生后,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崔鹏说,到了现场,首先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利用知识和技术帮助抢险救灾。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希望在现场获得第一手数据,比如通过观察灾害遗迹,反推当时的动力过程和成灾特征,深化对灾害基本规律的认识,为未来灾害做好预测和风险评估。“灾害很可能二次成灾,除了当下的应对,最重要的是对灾害的预见。”

聆听大山的召唤,必须先由交通入手,打开锦绣山川的通天大道。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成都山地所曾布局过一系列围绕公路、铁路沿线地质灾害研究与生态保障的科学课题。

“承担‘一带一路’防灾减灾的项目,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崔鹏说,通过对沿线国家灾害防治工作的研究,能够使得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减灾领域开拓新的空白研究区域,研究更加复杂和更具挑战的前沿科学问题,促进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事实上,中科院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在川藏线上进行了一系列考察研究。在山地所,近些年,崔鹏院士于2001年就在中国科学院创新方向项目的支持下带领院队进行川藏交通廊道的减灾的研究,其后又连续主持两个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聚焦川藏交通减灾与工程安全研究,率先提出避灾选线的原则与技术方法。

除了对眼下的工作不敢有任何松懈,崔鹏还在时时刻刻思考未来学科的发展。“要把单一灾害防治朝着综合减灾纵深推进,做到对灾害风险的预知和预防,就不仅要求在科学上对灾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还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结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

而类似青藏、川藏这样重要的交通廊道,事实上早就进入科学家的研究视野之中了。

“国家付出了很多心血栽培我们,我们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回馈社会,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解决实际问题。团队里的每个科研人员都很拼。”崔鹏的心愿很简单,自然灾害的发生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努力来管控灾害风险,把人们承受的损失降到最低。

长期的科学积淀凸显作为的时刻终于来了。“2014年,在中科院STS计划框架下,科发局部署的川藏铁路项目(川藏铁路山地灾害防治关键技术项目)STS项目启动以后,组成了大约40人的科研团队,从风险分析到防治新技术再到减灾对策,所有的工作历时2年就基本完成了,山地科学家们领衔绘制出了一张尽可能详尽的灾害防控工程的科学指南。”邓伟介绍说。这也得益于山地所在这一领域的长期科研积累。

科研“差不多”就是“差很多”

这是一条新时期的战略通道。对内,将加大对西藏建设的支撑强度,提速藏区经济产业发展;对外,则为未来连通南亚设置了伏笔。

学生们提起崔鹏,都说老师“特别严格”。对于文章中的每个字句,甚至标点符号,崔鹏都会细细推敲。有一次进行模型试验,研究灾害形成和运动过程,在很多学生看来,模型“差不多”了,但是崔鹏觉得科学研究“差不多”就是“差很多”,要求做到绝对精细化。

它同时又是我国地形条件最为复杂的区域。要保证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越这片地质灾害类型最为汇集的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什么我对学生这么严格?我始终觉得,学生阶段对人生非常重要,要尽可能多学一点知识,不仅仅是发几篇论文就行。只有打好牢固的基础,才能真正提升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崔鹏说。

山地科学家与中铁二院的科技人员开展多次联合考察、会商,为工程的前期选址及设计施工提供了防灾减灾方面的科技支撑。

“以前泥石流专业确实算冷门学科,报考的人不多。随着社会对灾害防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加入这个领域。”崔鹏带的学生不多,在挑“苗子”的时候,除了对学生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进行考查,他更看重学生的上进心和责任感。

这也成为成都山地所探索构建“科学—技术—工程—用户”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的一个典型示范。

崔鹏还会对青年科技人员实行总体规划,根据他们的知识结构与研究兴趣商定科研方向和目标,还为每个课题配备一位资深科学家,这样不仅能够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还能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承,确保团队的人才建设有效衔接。

“以前是半开着门,现在我们完全把门打开了。”邓伟如是说。

“我经常鼓励学生参加野外工作。野外是天然的第一实验室,通过对实地细致考察,才能对灾害特征有深刻认识。不管他们以后做理论研究,还是研发技术方法,甚至工程应用,都会受益无穷。”崔鹏说。

按照这样的要求,从工程前期选线到建设再到通车后的运营维护,山地所的科研人员将全程参与。同时,科研人员必须在现场和用户面对面解决问题,必须把科学研究与工程建设、把自己与用户真正粘连起来。

(原载于《人民日报》 2017年06月15日04版)

“过去做横向项目,都是用户碰到具体问题然后委托给研究所去做,课题都很小。现在的横向项目基本都是全链条来做,把科研任务和生产任务结合在一起做。”成都山地所科技处副处长葛永刚解释道。

而在研究所层面,这种全链条的合作模式也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它是新时期成都山地所以特色“立所”的有益而必要的尝试。

2014年8月,中科院启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即在于对研究所实施分类改革。卓越创新中心、特色研究所、创新研究院以及大科学中心四类机构,是所有研究所必须努力进入的方向。

改革所指,必然涉及研究所的重新定位以及内外部资源的再次整合。

当年4月,中科院在昆明召集部分分院、研究所宣讲分类改革的意义及具体方略时,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曾点了3家他认为富有特色的研究所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成都山地所。

然而,对于山地所而言,困惑并没有消除:特色所是和卓越中心、创新研究院类似?是要集中国内所有做山地灾害防治研究方向的人,来组建一个新的研究单元?

总之,关于特色研究所,是什么、怎么建,一开始大家并不清晰,都在摸索。

翌年2月,中科院调整了新时期的办院方针为“三个面向”“四个率先”。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成为国立科研机构改革以及未来发展成效的一个重要方向标。

“昆明宣讲之后,所领导立即做了内部的宣讲、讨论,集思广益。所里还向行业部门征询建议、需求,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逐渐明晰了特色所的发展定位。”成都山地所科技处处长吴艳宏回忆说。

继续打造“科学—技术—工程—用户”的创新链条,从基础理论、技术集成、推广到示范,这是成都山地所一直坚持的方向,也是特色研究所的“特色”与优势所在。

然而,打造科技创新全链条,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或者新举措。一直以来,许多高校、科研院所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摸索与实践。

那么,更具“特色”的改革方向在哪里?

由此,2014年10月左右,成都山地所即拿出了特色所改革的初步方案。方案提出了成立“特色一部、二部”的概念。

按照这一概念,科研人员将被分成两类:一类是从事基础研究的一部,另一类是从事应用技术的二部。

在12月的中科院院刊上,还刊发了时任所长邓伟关于特色研究所改革的一篇理论探讨文章,颇有试金石的味道。

对于未来的思考谋划,并没有影响改革者应有的步伐。2015年4月,成都山地所进入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特色研究所建设首批14个试点之一。

此时,成都山地所的特色之“特”已逐渐清晰:做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国民经济主战场。

“客观看,特色一部、二部的想法还不十分成熟,但现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比如允许在职科研人员兼职的政策,似乎为面向应用的特色二部提供了政策依据。”吴艳宏认为。

特色之“特” 需求之“需”

特色研究所试点一年多来,成都山地所不断凝练发展目标,探索体制机制创新途径,在学科融合、组织架构、科技管理等方面初步形成了符合自身定位的建设框架。

而此时,关于特色一部、二部的改革构想,仍然还在论证中。

事实上,它的依据即在于建立“科学—技术—工程—用户”的完整链条。链条涉及上游的基础研究,中游的技术研发以及下游的示范应用,并分别对应观测、实验研究、转移转化三大平台。

这就有必要从源头上对科技人员进行梳理分类,哪些人做上游、中游,或者下游。三段各有侧重,又彼此联系。不同的岗位,应辅之以不同的资源配置模式。

同时,探索科技目标用户评估的科研评价模式。同行侧重评价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用户评价侧重成果转化运用情况。而在具体绩效考核中,只设立“基本绩效”和“重大绩效”的二元结构,并越来越向重大绩效评价倾斜。

在成都山地所凝练的“十三五”发展方向中,西藏高原、长江上游、西南山区成为三大主战场,山地灾害链形成机理与防治、山地生态水土过程调控技术被定为两大主攻方向。

近两年以来,山地所一直在积极谋求建设“中巴地球科学联合中心” ,已经开展了多方面的沟通交流。这是中科院“一带一路”国际防灾减灾计划在中巴经济走廊上的一个重要布局。

中巴经济走廊北起我国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全长3000公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先行区,但面临着严重的灾害、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今年8月,所领导崔鹏院士率队访问巴基斯坦,在进行科技合作的同时,与巴方探讨建立中巴地球科学联合中心的可行性,获得对方的高度认可。同时,基于中科院层面的推进工作也在进行中,建设以减灾为重要内容的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中巴双方提升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新的契机。

正在论证的“山地灾害链综合模拟试验平台”,将成为山地所迁入科学城新园区的一个“乔迁之喜”。科学城新园区位于成都市南部的天府新区,2018年底,中科院成都分院及其下属科研单元将全部迁入新址。发展空间的拓展,同时为山地所的基础实验平台的搭建提供了契机。

所里原有的山地灾害动力学实验室至今已运行10年,受搬迁工作的影响,现有研制设备将无法再利用。而论证中的新试验平台能够模拟多因素耦合作用下山地灾害链的形成过程,克服了原实验系统只能对单一灾害类型进行模拟的短板,将填补世界山地灾害链模拟试验研究的空白。

“科研要与国家需求结合,结合点在哪里,立足两带两路两廊道,坚持学科立所、人才强所,坚持面向科技需求、强化联盟协同创新;人才队伍建设是核心,科研平台是关键,科技资源配置导向明确。”文安邦强调。而山地所施展技能的画布,就在于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广袤山区。

服务国家需求、支撑山区发展,这是山地人始终如一的科学追求和精神向标。而山地科学精神的不断升华、传承与弘扬,也正是山地科学事业代代延续和未来发展的无形支撑。山地所主持党委工作的副书记罗晓梅对这一映照山地人创业足迹的文化传统深有感悟。

据国际灾害数据库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对灾害损失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防灾减灾已成为沿线国家所共同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科技减灾无疑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重要切入点,而其在“民心相通”上的显著作用也获得广泛共识。

2015年“4.25”尼泊尔特大地震,中科院院士、成都山地所副所长崔鹏带领中科院12名科研人员随即赶赴灾区。由于交通受阻,工作组只能利用直升机前往重灾区。当直升机驾驶员得知这些风尘仆仆的人来自中国时,不顾巨大的风险,果断承接了此次飞行任务。

“我们想看的险情、高危地区,飞行员都尽可能想办法实现。”崔鹏回忆说。这种发自心底的真情实感,也给中方科学家留下深刻印象。

中方人员的震后援助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再次赢得了尼泊尔副总理、部门官员的高度赞赏。

鉴于目前“一带一路”战略中科技支撑的作用依然薄弱。今年1中科院推出“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国际研究计划,崔鹏作为该计划的负责人,一直致力于把这个项目推进成为一个国际科学计划。

其步骤之一,就是对接联合国减灾署、国际科学联合会和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导的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IRDR)。该计划为期10年,目前已执行了5年。作为IRDR科学委员会委员,崔鹏希望借助自己的在IRDR的工作,促使中国的项目成为该计划的一部分。目前,通过前期沟通,该计划已有意向将中科院的“一带一路”国际减灾研究计划列为其旗舰项目。

同时,崔鹏还在努力使该项目获得联合国减灾署的认可。

中国科学家们利用各种机会,向联合国、沿线国家积极推介“一带一路”国际减灾科学计划,并努力使该计划与联合国“仙台”计划(2015-2030)、Earth Future等国际计划的呼应和衔接。

11月8日,首届“一带一路”自然灾害风险与综合减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举被视为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科研机构间科技合作平台、科学家联盟而迈出的“坚实一步”。

而在一天前,由中科院与沿线国家12个国际科技组织联合举办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高峰论坛也成功举办。

这些紧凑的步骤向外界传递着一个强烈的信号:由中国科学家主导并服务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科学研究计划,正在成为沿线国家广泛认可的一个重要发展契机。

“中国的科技创新需要国际化的过程。”这是崔鹏从今年召开的“科技三会”上解读到的印象深刻的一条信息。

在崔鹏看来,国际减灾项目的实施,或将成为特色研究所改革发展的一个新出口。“这条道路是很长的,但我们现在必须迈开脚步了。”他说。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所成立50周年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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